2023年8月7日至8日，我应邀参加了“何以中原：区系类型的反思”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召开，参会人员主要是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中青年学者，会议采取“主题发言+讨论”的方式，与会学者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讨论。会后，应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和科技考古中心的同仁前往冀辽蒙地带进行学术考察，并开展相关研讨。8月7日晚上抵达河北尚义（早上从长沙出发，搭乘飞机先到北京，换乘高铁到张家口，再坐中巴到尚义县，行程近2000公里，历时13个小时），8月8日开幕式和学术研讨会，8月9日考察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和尚义四台遗址，8月10日考察河北平泉东山头遗址，8月11日参观牛河梁遗址博物馆，考察牛河梁遗址和马鞍桥山遗址发掘现场，8月12日考察内蒙古赤峰市彩陶坡遗址，参观赤峰博物馆、红山文化博物馆和二道井子博物馆，8月13日返回长沙。

8月8日的学术研讨会从早上八点半开到下午六点半，一共九个环节。

环节一，名为“区系类型的起始”，由河北院赵战护就尚义四台遗址的考古发现作主题发言，依次介绍了遗址文化内涵、动物、植物、环境考古研究、生业经济研究等。四台遗址包含距今10000年至6000年左右的五组遗存，发现了距今万年左右的定居村落，是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建议命名为“四台文化”。河北院龚湛清、复旦大学张萌、陕西师范大学赵潮、社科院考古所李永强分别就这一议题参与了讨论。

环节二，名为“区系的自身发展与文化互动”，由辽宁院郭明作主题发言，题目是“区系类型理论与红山文化研究”。她认为区系类型是分类的体系而非固定的理论，是动态的立体的结构。考古学文化是动态发展的，而非单一的、机械化的，这一观点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我最近也有一篇文章发在《湖南考古辑刊》上面，讨论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河北院韩金秋、辽宁院于怀石、社科院考古所汤超、内蒙院胡春柏先后参与了该项议题的讨论。

环节三，名为“区系类型与政治实体”，山西院张光辉谈了他对石峁和碧村的认识，认为石峁和碧村的鼎盛期都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碧村绿松石来源于新疆，黄河两岸有贸易往来的证据，控制交通道路，碧村城门代表着严防死守。石峁和碧村是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可能是盟国或纯粹的隶属关系，碧村的政治地位低于石峁，石峁古国的东界在碧村附近。认为石峁与碧村可能是都邑与关口要塞的关系。个人认为，这种对早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建构，应当基于考古材料大胆尝试，我对走马岭和七星墩关系的认识，也是基于现有考古材料的建构，不一定准确，但要复原古史，这是要必须迈出的一步。社科院考古所沈百鸣、董霄雷、陕西院杨岐黄先后就这一议题发表了看法。

环节四：名为“区系的延续与断裂”，河南院张小虎作“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谱系及变迁”主题发言，河南博物院刘丁辉、郑州大学崔天兴、张建参与讨论。张小虎首先介绍中原的概念，然后梳理了中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认为中原文化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转型或断裂，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崔天兴指出中原文化区被消解了，提倡量化研究和器物背景研究。刘丁辉认为要弄清楚何以中原，需先想明白何时中原，何为中原？张建提出要继续深入研究中原与周边的关系，中原内部类型之间的关系，中原区系类型中的缺环有待弥补。

环节五，题为“区系传统的稳定与变换”，社科院考古所张东主讲“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反思”、山东考古院朱超主讲“从瓮棺到棺椁制度——海岱区系重要特征的形成”。淮河流域介于黄河和长江之间，近来有学者呼吁将淮河流域作为单独的文化区系考察，其文化发展序列为：李家沟、扁扁洞遗存—裴李岗文化—石山孜文化—顺山集文化—双墩文化—仰韶、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朱超认为瓮棺葬出现于裴李岗文化时期，仰韶时代进入大发展和传播期。山东地区最先在北辛文化中发现少量瓮棺葬，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量出现，大汶口文化晚期，有十几处遗址300余座瓮棺葬，主要集中在鲁中南和苏北皖北地区，经历了从竖置到横置（儿童）再到横置（成人）的发展过程。龙山文化时期瓮棺葬俗在海岱地区呈现断崖式的衰落。海岱地区的瓮棺葬无论在形制上还是在沿用时间上，与长江中游地区都有较大的区别。长江中游的瓮棺葬一般不见人骨，所以很难探讨儿童、成人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是竖置的瓮棺，横置的很少；相当于龙山文化的石家河文化晚期和肖家屋脊文化时期，长江中游仍流行瓮棺葬。江苏考古院甘恢元、暨南大学郭明建、社科院考古所马明参与讨论。甘恢元认为淮河流域文化序列有很多缺环，区系类型研究仍是淮河中下游苏皖地区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淮河流域作为过渡地带，苏公认为很可能存在独立的文化区系，认为淮河流域具有相对独立性，有显著的增长点。郭明建注意到了兴隆遗址中的少量外来因素，提出要思考大范围内的文化关系，是否能画出一个文化圈，认为淮河流域比较乱，整合是区系形成的很重要的因素，真正区系的形成是整合、融合的过程，人群和文化的流动很重要。

环节六，名为“大区系与小区域”，由浙江考古院仲召兵、安徽考古院张小雷作主题发言，题目分别是“长江下游区系类型的实践与思考”、“从苏鲁豫皖到沪苏浙皖：区系类型理论在安徽的实践”。仲召兵将长江下游地区分为六个小区，回顾了长江下游文化谱系的构建过程，认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研讨会是个转折点。依次介绍了每个小区的文化序列：钱塘江以南，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好川文化（4500-4000，浙南）、肩头弄文化；钱塘江以北，马家浜文化、崧泽、良渚、钱山漾、广富林文化；皖江流域，黄鳝嘴类型、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张四墩类型等。张小雷梳理了苏鲁豫皖地区区系类型的研究过程，认为淮系文化需要深入考察和讨论。浙江考古所孙瀚龙、宁波考古所雷少、浙江大学安婷参与讨论。

环节七，名为“区系的中心与边缘”，由我主讲“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区系类型研究的新思考”，概括性地介绍了博士论文的成果，重点强调了镶嵌分布结构时空框架的原理、可行性和必要性，论述了长江中游文化谱系、文化区和文化演进过程。湖北考古院向其芳、武汉大学单思伟、长沙市考古所张大可参与讨论。

图一 会议现场发言

环节八，名为“区系类型视野下的华南与周边”，由社科院考古所黄超主讲“岛屿之路——环南中国海及南太平洋视野下的海南史前考古”。介绍海南沿海地区史前考古新发现，探讨了海南东南沿海与环中国海相互作用圈的形成。我注意到芝山岩遗址某类凸脊口沿罐和新宁白面寨遗址出土的B型陶罐（口沿外有凸棱，装饰刻划山字形纹饰）很相似。厦门大学付琳、社科院考古所范梓浩、中山大学赵春光、云南考古所周然朝参与讨论。付琳指出，区系类型中区是变化的，系统是动态的，划分类型，有助于了解文化的互动和人群的迁徙。

环节九，名为“国外学界的区系类型实践”，由山东大学马欢欢主讲“两河流域史前时代：以区系类型理论为视角”。马欢欢认为区系类型理论已经在西亚两河流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区系类型理论在当前两河流域史前考古中仍大有可为。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王佳静、上海科技大学吴传仁等分别就这一主题作了发言。

北京大学赵辉先生作会议总结发言，谈了他对区系类型的看法。认为夏鼐先生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可以称为区系类型的前期准备阶段。苏秉琦先生做斗鸡台研究时，已有谱系、文化传统的概念。区系类型不只是一个年表，而是一个动态的互动的把握中国文化结构的学说。区系类型的提出，意义有两点：①区系类型就是考古学文化内外各种关系（严文明），主观性很强，但具有指导性的方法论的作用，推动了对整体结构的认识；②区系类型是一个史观，打破了以黄河为中心的传统认识，有启发作用。区系类型虽然是40多年前提出，但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有些地区还有文化缺环，还要继续做文化史研究，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区分文化层次和文化结构。考古学文化只是物质表象的反映，区系类型研究本质上是考古学文化研究，可以引导我们探讨背后的社会，探讨文明问题。再次强调要探讨不同区域的不同演进方式研究（这是我第三次听赵辉先生在不同会议上强调这个问题），这也是区系类型研究史观带给我们的思路。提出可以尝试类型研究和聚落考古的结合，但很有难度。

8月9日，上午考察康保兴隆遗址，对我一个主要在长江中游做考古工作的人来说，半地穴房子，浅坑灶、石板灶，灰陶平底罐、大石磨盘和石磨棒、石片石核等都让我印象深刻。下午参观尚义四台遗址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和发掘现场，四台工作站是在镇小学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值得七星墩借鉴。四台遗址今年发掘的也是半地穴式房子，出土遗物和兴隆遗址非常相似。晚上在蒙古包用餐，见识了燕赵儿女的豪迈，向其芳的高音和户外烟花惊艳了大家。

图二 康保兴隆遗址半地穴房址

8月10日，从尚义县出发，下午四点到达平泉东山头遗址发掘现场，是一处红山文化晚期的祭祀遗址，包括以石块和垫土构筑的上下相叠的三层祭祀遗迹，清理一座石棺墓，出土遗物主要有泥质红陶罐、夹砂灰陶罐、纺轮、细石器和少量玉器（玉环）等。这个遗址位于四面环山的谷地内，三层祭祀遗迹的北部偏东位置似乎都有一个缺口，正对着盆地内可见的最高峰——大石山（名称存疑），祭祀活动可能和这个山峰有关。

8月11日，上午考察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和遗址博物馆，牛河梁遗址特殊的“庙、坛、冢”的组合，是确定牛河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特殊遗存和礼仪中心的重要证据。从2020年开始，主要对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进行发掘，包括8组山台，石墙和护坡都是在基岩之上砌筑而成。我和王辉等人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还考察了“女神庙”正在发掘的探沟，从探沟剖面看，“女神庙”也是直接在基岩之上垫土或铺石，做成土台，然后在土台上建庙。女神庙保护展示馆内有很多仿木建筑构件、乳钉式泥构件、彩绘墙壁画等，虽然只是残块，但也能让人一窥女神庙当年的盛况。第二地点祭坛、积石冢保护展示馆建筑面积7200平方米，主体为可逆钢结构形式，外挂氧化铜装饰板，设计理念为“变形的玉猪龙”，祭坛和积石冢都是原地展陈，之前在教科书和论文里看过多次，但这次现场体验着实让我感到震撼，祭坛和积石冢体量之巨大，如果不是现场亲临，很难体会得到，不愧是红山文化的“圣地”。下午考察辽宁建平马鞍桥山遗址，这是一处红山文化聚落址，由以房址、灰坑为主的居住区和以祭祀坑为主的祭祀区组成，大家在发掘现场就“祭祀区”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马鞍桥山遗址在发掘现场搭建了可移动的展陈馆，内有实验室、展柜、办公室等，很气派。馆内展陈了马鞍桥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主要有筒形罐、彩陶罐、彩陶钵、彩陶器座、斜口器、朱绘石耜等，还公布了一张碳十四测年报告，部分数据超出了红山文化的年代范围。从牛河梁到马鞍桥山的路上，是丘陵平原地貌，漫山遍野的高粱、小米和玉米，丰收在望，像是对远方客人张开的怀抱。

图三 牛河梁遗址发掘现场

图四 牛河梁祭坛积石冢展示馆

8月12日，上午驱车两个半小时，考察赤峰市松山区彩陶坡遗址，这个遗址是考古中国“聚落与社会——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发掘点之一，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清理遗迹以房址为主，发掘者认为至少存在四种不同规模的房址，出土遗物都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如“之”字纹夹砂筒形平底罐、斜口罐、小口瓮等，现场还摆放了一件泥质灰陶鼓形器，装饰刻划纹，可能和礼仪活动有关。这个遗址地处深山之中，工作条件很艰苦。下午参观赤峰博物馆、二道井子博物馆和红山文化博物馆，对北方地区裕民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序列有了感性认识。

图五 彩陶坡遗址周边地貌

图六 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器

图七 二道井子遗址博物馆

8月13日上午参观中国清代蒙古王府博物馆，下午返回长沙。

此次冀辽蒙之行，对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北方地区万年的居址、六千年文明曙光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长江流域相比，差异显著，但红山文化玉器和凌家滩文化玉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马鞍桥山遗址的朱绘石耜和划城岗遗址的朱绘石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有力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