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考古辑刊》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以湖南地区考古学发掘与研究成果为主，兼顾国内外考古学研究的一套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的系列学术文集。

《湖南考古辑刊》第16集于2022年12月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共收录9篇考古发掘（调查）报告（简报）和16篇研究论文（探索与研究8，科技考古7，金石锥指1）。报告内容涵盖大荆湖周边遗址、屈家岭遗址东周墓葬、洪家坟山西汉墓、舂陵侯城遗址、大海塘三国墓葬、大浦洋塘山六朝墓、郴州隋唐墓葬、横窑山北宋窑址、唐家坳窑址等考古新资料。研究论文涉及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陶器格局探讨、西周楚钟研究、瓷器研究、考古学文化研究、浏阳故城地望变迁研究、西汉武陵郡及属县考证研究、里耶秦简研究以及考古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湖南考古辑刊》第16集书影

以下对本集内容加以介绍：

一、考古新发现

共9篇发掘报告（简报），8篇为湖南省内的考古新发现，1篇为湖北省内的考古新发现，依照时代先后排序。

华容大荆湖周边遗址是2018、2019年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华容县大荆湖周边进行全面的文物调查后复查处文物点32处，新发现文物点2处。这些遗址点的年代均为石家河文化时期，少数沿用至商周时期。以七星墩古城规模最大，其余遗址点面积均较小，可以确认石家河文化时期大荆湖周边存在一个以七星墩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这些发现为探讨该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湖北京山屈家岭东周墓发掘时间为2016、2017年，在配合屈家岭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阶段性发掘中，发现了9座东周时期中小型土坑竖穴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另外还有少量玉环、青铜剑等，墓葬时代相当于战国早中期。本次发掘为研究京山地区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宁乡洪家坟山西汉墓地位于长沙市宁乡县横市镇，2006年3～6月，为配合“宁西22万伏变电站”基本建设工程，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宁乡县文物局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共计发掘墓葬46座，其中西汉墓葬43座。根据出土随葬品将这批墓葬分为四期，其中以三期墓葬为主。出土陶、铜、滑石器共计400余件。墓主身份多为平民，不排除有下级官吏的可能性。

舂陵侯城遗址可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上找到，但对其所做考古工作不多，认识有限。2019年10～11月，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勘探，对舂陵侯城的结构、布局、年代和文化内涵等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对舂陵侯墓也有新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舂陵侯城的价值、保护规划和利用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

益阳大海塘三国墓群是一处位于益阳市中心的小型古墓群。2020年3～4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基本建设中发掘了3座墓葬，其中1座砖室墓和1座土坑洞室墓，年代均为三国孙吴时期。土坑洞室墓在湖南较少发现，与本地所使用墓葬形制如竖穴土坑墓、砖室墓等有较大差别，应该不属于同一人群，可能为中国北方迁徙过来的外来人群。

衡东大浦洋塘山六朝墓发掘时间为2017年2～8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衡阳市文物局、衡东县文物局，对衡东县大浦镇的洋塘山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49座古墓葬。其中的4座六朝墓，出土遗物有青瓷、铜镜、铁剪、棺钉等。采集的“酃”“衡山县”墓砖年代为六朝时期，结合南朝墓M39的“长沙徐”墓砖铭文及历史文献可知，大浦镇一带不仅是酃县和衡山县交界地带，同时也是湘东郡与长沙郡的交界地带。

郴州隋唐墓葬是从1979～2019年，考古工作者在郴州市区内发现了18座较为完整的隋唐墓葬，分布在市区周边山坡上，与湘粤古道走向有关。墓葬分为土坑墓和砖室墓，其中砖室墓最多，平面呈凸字形和长方形两类。凸字形墓葬年代为隋代时期，部分可晚到唐代初期。长方形墓葬年代为唐代时期。墓葬可分为四期，以隋代时期和唐代中期最多。随葬品形制较为简单，多为青瓷器，隋唐情况有所不同，前者几乎清一色的青瓷器，后者陶和瓷兼有。墓葬形制亦单一，以单室券顶为主，应为一般的民众所有。不同的政区管辖，文化上产生最为明显的差异：粤北出土青瓷罐和湘南随葬青瓷盘口壶，形成一条明显的文化分界线。

永州黄阳司横窑山北宋窑址发掘时间为2007年3～5月，虽没有发现窑床及相关遗迹，但出土了较多北宋时期青瓷标本，应是窑渣废弃堆积，年代应为北宋中期。横窑山窑址所在的黄阳司窑（钱家洲古窑址）属于衡州窑系，见证着北宋早中期以衡州窑为代表的青瓷窑业技术向外扩散、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过程。

醴陵唐家坳窑址李家坳区发掘时间为2010年8月至2011年1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株洲博物馆、醴陵市文物局对醴陵市枫林镇的唐家坳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分为马冲区、李家坳区、李家弄区、石桥区。李家坳区主要清理了产品废弃堆积，出土的产品以青白瓷为大宗，酱釉瓷和双釉瓷极少，不见仿龙泉青瓷，器物多素面，纹样见有莲荷纹或菊花纹等印花。以芒口覆烧为主，也有采用涩圈或露胎叠烧。遗存的年代大致为宋末元初。

二、探索与研究

共8篇文章，研究范畴除了湖南本区域，还有立足国内以及国际视野的相关讨论文章，可供业界同仁探讨、学习。

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北彩南白”的陶器格局初论：作者论述了距今8000～5000年间，我国北方和南方地区文化扩张中表现最为明显的两类器物，即北方的彩陶和南方的白陶。“北彩南白”萌芽于距今8000年左右；在半坡文化时期，“北彩南白”的二元格局正式形成，并开始在汉水上游一带接触甚至对峙；庙底沟文化时期，北方彩陶进一步扩展其分布范围，大大压缩了南方白陶的分布空间，二者在长江中游等地展开直接对话，或促成了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城头山史前城址的诞生，也使得南方白陶基本局限于长江中游至珠三角地区的狭长地带。“北彩南白”格局于庙底沟文化解体之时落幕。其后，以凌家滩、牛河梁、良渚等遗址为代表的新生考古学文化异军突起并再度交流融会，历史也迈入了新的进程。

西周楚钟：指的是西周时期的青铜乐钟，是与鼎簋齐陈的礼乐重器。楚人有着对乐钟独特的偏爱，目前西周时期出土的楚钟里以楚公钟、楚公逆钟、楚季宝钟最为重要。本文介绍了这三种西周楚钟，分析了三者的时间顺序，并与同时期关中地区甬钟进行比较。这些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周时期楚人的礼乐制度。

浏阳故城新探：史载浏阳县于东汉建安十四年始设县，县治在今东乡官渡镇。浏阳县经历数次废立，其县治几易其所，最终于明代定于淮川。本文在梳理各时期史书、地理方志及县志相关资料后，结合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对浏阳地区设县史及县治故城地望的变迁进行了再研究。

长沙窑瓷器在唐代扬州罗城内的分布成因与初步认识：本文通过对长沙窑瓷器在唐代扬州罗城的分布进行统计与分析，并结合扬州中晚唐墓葬随葬长沙窑瓷器的状况，分析表明罗城内官河两岸（今汶河路一线）与扬州师院、农学院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大量的长沙窑瓷器标本，为各窑口之最，而官河偏北地段长沙窑瓷器标本分布稍次，偏离官河两岸及手工业作坊区的地段长沙窑瓷器标本分布相对较少，但宜兴窑、越窑青瓷数量往往多于长沙窑。笔者认为出现上述现象原因有二：1.中晚唐扬州作为邻近长沙窑产地最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港，长沙窑瓷器定性为外销器，其产品主要远销于海外，故在罗城内商贸繁华区-官河两岸(今汶河路一线)及手工业作坊区出现大量长沙窑外贸瓷亦就很自然了。二、在罗城内商贸氛围较淡的居住区、墓葬内出土了大量的多于长沙窑瓷器的宜兴窑、越窑青瓷，或因居住民更偏爱青瓷有关，这与扬州汉以前所受吴越文化原始青瓷影响有关。

宋元时期芒口瓷器覆烧具研究：芒口覆烧法于北宋中期出现于北方的定窑，此后伴随着人口的迁移或者技术的传播而在南北方扩散开来。景德镇窑在北宋晚期接受了定窑的支圈覆烧技术，并在此基础上革新，随着青白瓷的风靡而进一步传播，景德镇窑在支圈覆烧法的传播上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景德镇窑引入的环形型支圈在制作工艺上与定窑有很大的区别。湖南芒口青白瓷和支圈覆烧技术的出现要晚到南宋晚期，这跟当时江西人口的迁移有很大的关系。元代以后，涩圈叠烧法盛行，支圈覆烧法逐渐被替代，部分窑场因技术传播滞后性仍在沿用外，支圈覆烧法基本退出了窑业发展的历史舞台。

考古学文化时空界定的动态分析：本文认为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考古学文化在构建史前社会文化序列和史前社会研究中仍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方法。每个考古学文化都要经历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时间过程，从整体上看，其分布范围在不断变化；从内部结构上看，其地方类型和核心、边缘区域也在变化。动态分析考古学文化的时空边界，会发现前后衔接的两个考古学文化在存续时间上可能存在重合时段，同一时段相邻的两个考古学文化在分布空间上也可能存在交界地带。据此建立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呈现为镶嵌分布的结构，与传统认识有较大差异。

日本学界中国考古研究的他者视野——以日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数据库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成果研究日益受到海外学术界的关注。日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数据库作为日本国家级科研项目数据库，其中关于中国考古研究的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本领域的关注焦点与研究概貌。运用文本计量的研究方法，呈现了日本中国考古研究在立项课题数量与变化趋势、研究种类、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研究高频词等方面的整体貌相。同时立足于翻译与述评的角度，从地理空间、历史时间、交叉学科三方面内容对相关研究课题的成果进行述评。通对日本中国考古研究的整理与述评，可以为我国考古学视阈下的区域史研究及文化挖掘提供他者的思考视角与基础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西汉武陵郡及属县考：《汉书•地理志》谓“武陵郡，高帝置”，辖十三县，曰索、孱陵、临沅、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佷山、零阳、充。然而，由出土西汉简牍、玺印及漆器铭文的相关记载分析，《汉书》所载武陵郡只是西汉后期的政区设置。而西汉前期所辖十三县应为：索、临沅、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零阳、充、门浅、沅阳。西汉后期，门浅和沅阳两县省并，孱陵由南郡改属武陵郡，并新置佷山县。

三、科技考古

共7篇文章，内容涉及水稻、树种等植物考古，陶器分析检测，文物修复，古建修复与保护、考古摄像等方面。

高庙遗址出土水稻遗存的研究：高庙遗址作为新石器时期一处贝丘遗址，文化层中堆积了大量的动物骨骼，说明狩猎和渔猎活动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遗址最早的文化层年代距今约7000年左右，在这个时间前后，湖南的其它考古遗址均发现了大量水稻的遗存，那么这个贝丘遗址中是否也有古代水稻的存在呢？在考古发掘的同时，我们在该遗址开展了古代水稻遗存的调查工作，最终在多个文化层中发现了三种类型的水稻遗存：炭化稻谷、水稻硅质体及水稻稻谷印痕，经分析其属性与现代栽培稻性质相似。

锡涂陶初探：锡涂陶是以金属锡层装饰陶器外壁的一类器具，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至东汉逐渐消失，器型以仿铜陶礼器为主。锡涂陶是我国古陶瓷发展历程中的特殊品种，然而目前学界对锡涂陶的锡涂工艺、发展历程和分布范围等研究还很薄弱。鉴于此，本文以湖南桃源出土战国晚期锡涂陶的分析检测为基础，综合近年来各地出土锡涂陶的研究现状，总结锡涂陶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提出对锡涂陶研究的重要性。

“破镜重圆”——战国四山纹铜镜保护修复：本文以一件战国四山纹铜镜的修复保护为例，针对该文物存在的矿化、残缺等病害，制定相应的保护修复方案，使其病害得以控制，形貌得以复原，从而延长文物寿命。

湖南汨罗两座唐宋时期墓葬棺椁的树种鉴定研究：2019年岳阳市考古所在高泉山发掘了一座棺椁保存完好的宋墓M42，该墓为近年来岳阳地区最大的宋代墓葬。同年还发掘了岳阳纸厂M1，两座墓葬时代接近。为研究两座墓葬木材使用特点，本次实验采用徒手切片法，通过光学显微镜，对高泉山M42的11件棺椁样品和2件木炭样品，以及岳阳纸厂M1的1件棺板样本进行了鉴定，结果表明，M42的棺木为侧柏，椁木为苦槠，木炭为青冈，岳阳纸厂M1棺板鉴定结果为硬木松。从墓葬形制和使用材料上看，M42是一座规格较高的宋代墓葬，通过M42与相关墓葬使用材料的比较，对于研究湘江下游地区宋代埋葬习俗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离子色谱法在不可移动石质文物的可溶盐病害调查研究中的应用——以余家牌坊为例：湖南省澧县车溪乡余家牌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清道光年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然而经过200多年岁月侵蚀，现在余家牌坊表面出现了大量的粉状剥落、表面污染物、水锈等病害，尤其是粉状剥落严重威胁文物安全。经前期调查发现余家牌坊的主要病害为可溶盐，因此本工作采用离子色谱法对余家牌坊的可溶盐病害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余家牌坊中的主要可溶盐病害产物为硫酸钙（CaSO4）和硫酸镁（MgSO4），来源应为二氧化硫（SO2）气体污染物，主要分布在粉化部分，导致粉化的原因可归结为二氧化硫气体腐蚀、结晶盐的膨胀及反复溶解-析出、硫酸根离子（SO42-）的盐效应和离子对作用造成的白云石溶解度增大等三个方面。

湖南新田史氏宗祠壁画颜料分析研究：本文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和拉曼光谱分析方法，对湖南新田县史氏宗祠壁画的颜料进行科学分析。结果表明史氏宗祠壁画颜料主要使用天然无机颜料，其中红色颜料为铁红、朱砂和铅丹，绿色颜料为氯铜矿，黄色颜料为黄丹，灰黑色颜料为变色的铅丹。传统壁画是极具特色、稀有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研究结果对于了解湖南地区民间壁画的制作工艺具有一定意义，也能为史氏宗祠壁画的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紫外荧光照相在考古发掘现场遗存信息提取中的应用：紫外荧光照相是通过相机记录物质在激发光源下呈现出荧光亮度反差分布的一种照相方法，属于非破坏性的信息提取方式，具有设备简单、操作方便、结果直观的特点。本文在介绍紫外荧光照相原理的基础上，以保靖洞庭墓群M83遗存为研究对象，总结紫外荧光照相的操作流程和技术方法。此技术在考古发掘现场遗存信息提取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四、金石锥指

共有1篇文章，为里耶秦简研究性论文。

里耶秦简所见“”及“舍”初探：里耶秦简多次出现“”“舍”记录，从相关简文分析，“”当是《汉书•扬雄传》颜师古注“厮，破折也”，表示破伤的意思。“者”当是伤员。“舍”不同于传世文献所载汉代“厮舍”，在秦代当是隶属于县廷的官署，由“舍啬夫”负责舍管理。“舍”安置受伤的士卒，负责他们的生活起居，不仅提供住所，并按照秦律向他们提供分量较少的粮食。“舍”记载时间仅限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当是特定官署，随后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