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7日上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院四楼会议室举办第一期“湖南考古青年学术沙龙”。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湖南博物院、株洲市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中心的40多名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本次沙龙。

本次学术沙龙以武陵山区战国秦汉时期土著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为主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盛伟、张寒冬、张世轩作主题汇报，介绍各自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然后与会人员围绕本次沙龙的主题、结合三位汇报人发掘的新材料进行了热烈讨论。主题汇报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何赞主持，副院长高成林主持随后的学术讨论。

图一 会议现场

盛伟首先汇报了张家界市李家麻地遗址和白虎垴墓地考古发掘收获。他的汇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项目基本情况，指出李家麻地遗址和白虎垴墓地同处于澧水上游北岸的阶地上，直线距离约600米，时代基本相同，应是居址与墓地的关系。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李家麻地遗址的考古发掘收获，指出本次发掘的面积约2500平方米，主要是发掘一批战国时期的灰坑、沟、井等遗迹，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此外还包括少量铜器、铁器、石器等。陶器器类主要有鬲、盆、豆、罐等，铜器包括扁茎短剑、短骹附环耳的铜矛、箭镞、刮刀等，并指出这些铜器与常见的楚文化兵器或工具不同，具有巴蜀文化或土著文化的特征。铁器有锸、斧等，石器有斧、穿孔石刀以及磨石等。他认为从陶器的组合、形制和纹饰等方面的特征反映出李家麻地遗址是以楚文化面貌为主体的遗址，年代跨度大概从战国早期延续至战国晚期。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白虎垴墓地的考古发掘收获。白虎垴墓地共发掘战国墓葬44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墓道，按照墓葬形制大体可分为宽坑墓和窄坑墓两类，宽坑墓的长宽之比少于3（绝大多数在2.5以下），共43座；窄坑墓的长宽之比大于4，仅1座。墓葬规模差别较大，有2座墓的开口面积超过35 平方米，最大的一座约56平方米，有7座墓的开口面积在10 ～25平方米之间，其余墓葬的开口面积均在10平方米以内。这批战国墓葬的方向均大致与山体走向一致，为东北-西南向，若以出土的宽格短剑剑首朝向作为墓主头向，那么这批墓葬的方向多集中于40°～70°之间。或许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这批墓葬的墓壁大多不甚规整，与楚墓中光滑的墓壁有明显区别，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开口面积较大的墓葬上。在葬具方面，绝大多数为单棺。随葬器物不丰富，44座墓葬仅14座见有铜器、玉器等随葬品，均未随葬陶器。见有随葬品的14座墓葬中，有12座墓葬出土了扁茎短剑，其中有7座除一件短剑外无其它器物，其余5座则还出土有戈、矛、镞、带钩等铜器以及滑石壁、玉壁等。未出扁茎短剑的2座墓葬则随葬玉佩、玉璜、蜻蜓眼、琉璃珠等饰品。在发言的最后，盛伟讨论了李家麻地遗址出土磨石的来源、白虎垴墓地的布局等问题。

图二 李家麻地遗址和白虎垴墓地位置关系图

图三 白虎垴墓地M5出土的扁茎短剑

张寒冬汇报了桃源桃纺墓群战国墓葬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他主要介绍了2020年10月至2021年8月为配合基本建设而发掘桃纺墓群的70座战国墓的情况。这批墓葬以宽坑墓为主，另有部分的窄坑及狭长型墓葬，其中空墓较为普遍，出土陶器、铜器、琉璃器等108件（套）。其中，陶器77件，占器物总数的比例为71.3%，器类有鼎、敦、壶、豆、勺、匕、匜、罐、钵、纺轮等，陶器组合较为固定，以仿铜陶礼器鼎、壶或鼎、敦、壶的组合及日用器豆、罐的组合为主；铜器30件，占器物总数的比例为27.8%，器类有剑、戈、矛、匕首、镜、环、带钩等，无铜礼器，随葬兵器中带活动格短剑的数量最多，戈、矛类的长兵器较为罕见；琉璃器仅出土蜻蜓眼1件。他依据随葬品对这批战国墓做了分类：其中随葬仿铜陶礼器、日用陶器的墓葬为楚墓；仅随葬铜兵器、仅随葬装饰品以及墓底宽度大于1.4米的空墓为非楚东周墓，二者在空间分布上有较清晰的界线，可能体现了本地土著文化逐渐接受楚文化的过程。综合分析桃源县历年发掘的战国墓葬，他认为大致以漳江为界，桃源县内战国墓地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漳江以北近采菱城的区域，以楚墓为主；漳江以南则以桃纺墓群、印家岗墓群为代表，流行非楚东周墓。这一分布特点的产生与距采菱城距离远近有关，在武陵山区距离楚中心城址越近，文化面貌保持较为纯粹的楚文化面貌，距离城址较远的地区土著文化因素较为显著，应与楚人对当地的控制和经略政策有关。

图四 桃纺墓群发掘区航拍

图五 桃纺墓群M226出土的铜剑

张世轩汇报了汉寿陈家坟山战国墓群发掘与研究成果。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为配合益常高速扩容工程建设对陈家坟山墓群进行了配合性发掘，共发掘47座墓葬，除1座东汉时期砖室墓外，其余46座均为战国晚期竖穴土坑墓。通过墓口长宽比将土坑墓形制分为了宽坑、窄坑两类，对不同墓葬出土随葬器物组合进行分析，墓葬等级普遍较低，且与典型楚墓特点有所不同。墓葬集中分布于山脊一线，墓向选择较为统一。其中12座墓随葬有兵器，以铜剑为主，矛、戈次之。铜剑均出于宽坑墓中，A型楚式剑（5件）与B型扁茎宽格短剑（4件）均见单独随葬，但其中B型剑均出于随葬不完整组合日用陶器墓中。墓坑宽大，但随葬器物较少，墓室规模大小与随葬器物多寡不成正比，窄坑墓中多不随葬任何器物。最后结合目前湖南地区东周墓葬材料，他就混合文化因素墓葬族属判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不同学者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在定量分析中所采用的标准和侧重点不同，导致对其文化性质判断结果迥异。他认为葬俗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是较难以改变的，而随葬品作为物质层面的遗物相较于前者更易于改变，且器物的流通可使一方的人使用另一方的器物，可以说在考虑这类墓葬族属问题上，墓葬形制、葬具、葬式、头向等葬俗方面要优先于器物方面。其次，我们还需要考虑墓葬中不同文化因素随葬品所占的比例，不是单纯地统计数量，而应从器物组合出发，看墓葬中不同文化主流随葬品的占比。最后他以资兴旧市越墓中越文化因素和楚文化因素分析举例，指出所有文化因素分析都是建立在时空框架下，把握各项文化因素的历时性变化，相比于机械地判断墓主族属，更能反映几种文化交流、融合的动态变化过程。

图六 陈家坟山墓群整体航拍图

图七 陈家坟山M28出土的扁茎短剑

主题汇报结束之后，来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湖南省博物院、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株洲市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中心以及本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出土扁茎短剑这类墓葬的年代和族属、葬俗与日用陶器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的不一致性、空墓现象、族属认定的标准和方法、湘西与巴蜀和越地的文化交流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种以宽格短剑为代表的遗存与楚系遗存区别较大，应是武陵山区域土著居民的遗存。这类遗存的特点是没有专门的随葬器物；即使规模较大的墓葬也只有一些随身的兵器（主要是宽格短剑，也有少量的矛、戈等器物）和饰品（如玉器、琉璃器等）；较小的墓葬由于骨骼、织物等腐朽无存而呈现出空墓的状态。这类墓葬在距离县城较远的地方有比较单纯的墓地如张家界的白虎垴、桃源的印家岗、桃纺墓地等，在大多数地方与楚墓杂处。其文化面貌从总体来看与巴蜀比较接近，但又有自身的特点；战国中晚期后受楚文化的影响逐渐楚化。关于这类遗存的难题，最大的是时代和族属问题。由于陶器伴出较少，给断代带来很大的难度。向明文提出可以从一些伴出有陶器的墓葬入手进行断代的尝试。关于族属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考古学在判断族属上的局限性，无法明确指认这类遗存为哪一个民族的遗存，它们应该是生活在武陵山地区的多个不同民族共同的物质遗存。如果一定要给它命名，可能用文献记载中的“武陵蛮”更为合适。虽然武陵蛮是一个地域概念，不是一个严格的民族概念，但它涵盖的区域与武陵山区这类具有共性的文化遗存是有很大一致性的。最后高成林指出，这三处墓地的考古收获，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直坚持从基建考古中寻找课题和考古工作精细化的结果。如果不是摒弃挖宝思想，带着学术的思考进行基建考古，认真对待遇到的每一处遗存，坚持精细化的发掘，我们是无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突破的。今后我们将根据工作和研究的具体情况，不定期地以某一类重要考古发现或某一项有重大进展的研究为主题，继续组织类似的学术沙龙，推动湖南的考古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图八 湖南大学向明文副教授发言

图九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何佳研究员发言

图一〇 高成林研究员总结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