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从无到有的远古乐音
“婴儿阶段”的古人类在某些方面和刚出生的婴儿十分类似。像婴儿睁开懵懂的眼睛，伸出好奇的手，原始人类以天真的直觉进行联想，以切身的互动与体验来对丰盛的事物和现象做出判断。声音，就是原始人类世界体验之旅中的重要元素之一。
有人认为，最初的音乐和劳动息息相关。原始歌谣是原始人类的群体创作，它的起源或许是劳动号子，人们在这样的节奏中同心同德进行生产劳动。也有人认为，原始音乐的起源和巫术有关联。原始人类难以理解许多客观事物背后的成因，因此有时会给它们加上神秘属性，并且认为这些人类无法探知的神秘力量支配着他们的生命。而巫术乐舞，就是和这种神秘力量进行沟通的方式。
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白陶上与巫术或祭祀有关的装饰图案
（距今约7800~7000年）
左：“天梯”与獠牙翼兽
右：人形“天神”
理论上，舞蹈和声乐的出现应早于器乐，因为前者只要求有健全的身体、正常的喉咙、一定节奏感，而器乐对音阶知识和制作技术等方面都有着更高要求。有人认为，乐器的出现可能来自于早期人类对于接触到的发声物体的思考、试验和探索，比如在把玩试吹长短不一的动物遗骨或者打砸石料时，无意间发现不同音高、音色的声音。当然，从早期发声器械到原始乐器，原始人类还走过一条不短的路。
今天，我们能看见繁盛的器乐、乐舞展现出不同地域、不同代际特有的风格态度。各色街头歌手、乐队在热闹的城市夜晚吸引来群群听众，《歌手》等音乐综艺大放光彩。然而，如果没有先民对原始音乐和乐器的一次次探索与尝试，就不会有今日变化万千的音乐盛况。
造物·来自新石器时代的湖湘音乐遗物
①骨哨
对于原始人类来说，骨骼是一种很好利用的原材料，既有石头的坚硬特性，也有相较石头更好的可塑性，它们纹理均匀、结构牢固、外表光滑。原始人类利用骨骼，制作过针、匕、珠串等种种工具与饰品。经典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步》就曾用骨头制成的大棒作为人类学会使用工具的标志。
湖南新石器时代的骨哨大多形制小巧，有一个音孔，开孔于管身。辰溪松溪口遗址出土的骨哨用动物的趾骨粗磨而成，有椭圆形音孔，长5.6厘米，宽1.9厘米；辰溪征溪口遗址出土的骨哨长5.7厘米，宽1.8 厘米；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的骨哨材质为猪蹄骨，音孔呈椭圆形，长3.3厘米，宽1.2厘米。
辰溪松溪口遗址出土骨哨（距今约7100~6600年）
辰溪征溪口遗址出土骨哨（距今约6600年）
洪江高庙遗址出土骨哨（距今约6500~5300年）
根据骨哨形制，它们的吹奏方法可能有两种：第一种为吹奏两端的任意一端，用手堵住另一端，以中间的孔为按孔；第二种为吹奏中间的孔，以两端的孔为按孔。目前出土的骨哨大多声音高亢、尖锐，类似鸟鸣。这类骨哨一般可吹奏出一个或两个音高，但随意性较大，受口风和按指的影响而有所不同。有人认为，这种形制较为原始的骨哨，很可能是狩猎时的诱捕工具，先民摸索模仿诱捕对象的鸣叫声来达到诱捕目的。后来，在长期的发展中，它或许逐渐成为传达信息的信号器。
②陶响球
澧县三元宫遗址陶响球（距今约6500~5300年）
节奏乐器是人类创造的最古老的乐器，节奏也是音乐三要素“节奏、旋律、音乐”中最早出现的元素。属于节奏乐器的陶响球是一种陶制体鸣乐器，一般为球体，中空，腔体和内装的陶丸或小石块互相碰撞发声。
湖南澧县三元宫遗址出土的陶响球采自大溪文化（距今约6500~5300年）土层，它们泥质红陶，直径大小不一，分布在2.8到5厘米。陶球表面有不同装饰方式，第一种球面用篦点纹组成的双线，划分为许多等腰三角形，一般以上下顶端为中心，按八等份分界；第二种有数道凹槽，形似瓜瓣；第三种球面装饰圆窝纹；第四种为素面。有的陶球上还有小孔。
澧县三元宫遗址陶响球球面（距今约6500~5300年）
此外，华容车轱山遗址出土有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约5300~4600年）的陶响球，黑皮陶制，直径3.4厘米。球体外表布满用锥点连线划分出的 24 个对称的等腰三角形。
华容车轱山遗址陶响球（距今约5300~4600年）
有人推测陶响球可能是乐舞时挂在身上或拿在手中的响器，随着舞蹈奏出节奏来。就像马王堆一号汉墓黑地彩绘漆棺的仙人执铎舞画所展现的那样，仙人拿着铎忽上忽下互相撞击，身体也随着音节转动。也有人推测，它可能是一种供玩乐的有声玩具，后来出现的“哗啷棒”、“花棒锤”，就由它发展而来。
马王堆一号汉墓黑地彩绘漆棺漆画细部：仙人执铎
③ 陶鼓
安乡划城岗遗址出土屈家岭文化陶鼓（距今约5300~4600年）
同样是节奏乐器，作为打击乐的陶鼓有着比陶响球更强烈的震撼效果和更丰富的力度表现层次。鼓的声音宽厚雄壮，在原始时期多用于祭祀、乐舞、狩猎、征战等，它能够模仿雷声产生威慑作用，有人认为，这属于模仿巫术的范畴。到今天，有的原始部落依然用鼓乐来进行伴舞。
鼓最初是体鸣乐器，也没有固定的形制。有人认为，人们发现缶、瓮等食器可以敲击产生声音，于是把缶反过来击打，就成了鼓。作为体鸣乐器的鼓音量较小，也很难用过重的力度敲击。认识到鼓腔共鸣发声原理后，人们又给鼓蒙上了兽皮，也就是在共鸣腔上再增加了振动膜，变成膜鸣乐器。
陶鼓属于膜鸣乐器，一般以土为匡，单面或两面蒙皮。长期被掩埋在地下的陶鼓，在重见天日后还经历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才得到“正名”。因为埋藏时间久远，陶鼓鼓面的皮革多被朽蚀，它们往往混在陶器群中，一时难以辨别。早期考古报告中，对它们有过“异型陶器”、“无底筒形器”、“漏器”等称呼。它们也时常与其他实用器相混淆，被称为“缸”、“罐”、“瓮”等。陶寺墓地的“异型陶器”出土后，《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中推测它或许就是“以瓦为匡”的土鼓。之后，诸多学者对这类器物进行了研究、探讨和论证，陶鼓的特征逐渐被确定下来，这一器类才被定名为陶鼓。
陶寺墓地出土“异型陶器”（距今约4300~3900年）
一般来说，陶鼓在器物的口沿处有固定皮革的装置，比如不同形状的凸钮，或者口沿有折棱或卷棱。此外，鼓匡的形制上下可以贯通，或者在器底或器壁设有镂孔，以产生共鸣的效果。鼓匡上有时留有提携或悬挂陶鼓的附件，比如把、耳等。
澧县三元宫遗址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300~4600年）晚期墓葬中出土有一件陶鼓，泥质红陶，折唇，口微侈，鼓腹，平底，口下一周二十三个鹰嘴式突钮，在考古报告中被称为陶罐。另外，澧县丁家岗遗址中出土有一件用作翁棺的陶釜，也属于屈家岭文化，它在小平底口沿下饰刺丁一周，共
23 个，腹中有散音孔一个。根据后来学者对陶鼓的判断，这两件器物的特征应当都属于陶鼓。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丁家岗这件陶鼓在墓葬中兼作瓮棺葬具，这或许表明当时陶鼓和丧葬活动已经产生了关联。
澧县三元宫遗址出土陶鼓（距今约5300~4600年）
澧县丁家岗遗址出土陶鼓（距今约5300~4600年）
管窥·原始乐器与史前社会生活图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很像一个设计精妙的手工编织藤球，如果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看做藤球的不同节点，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作为中心，与整只藤球的其他节点相联系。当我们的目光投向原始乐器时，展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应当不仅仅是一件孤立的乐器，而更是它背后完整的社会生存空间和人类发展阶段。
舞阳贾湖遗址出土骨笛（距今约9000~7800年）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骨哨（距今约7000年）
首先，原始乐舞水平必然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所有制状况等方面相适应。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史前主要的音乐文化区都是较早进入农耕经济的区域。和游牧、采集相比，农耕经济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较为稳定，或许这也造就了他们承继物质成果的传统，而乐器就是音乐传承沉淀下来的物质手段。并且，从龟、骨等天然材料乐器转变到陶制乐器，也离不开农业经济制陶业的发展。湖南的原始骨乐器主要出现在高庙文化及其相近文化时期，距今约七千到五千年，而原始陶制乐器主要出现在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时期，它们都以农业经济为主，主要种植水稻，距今约六千到四千年。
巫山大溪遗址出土陶响球（距今约6400~5300年）
另外，透过早期音乐等艺术形式，我们也能够认识到早期人类各方面认识与能力的发展。比如乐舞活动需要对空间和形体的认知、早期乐舞往往离不开对自然和动物活动的模仿能力、乐器制造需要对三维体积造型的把握能力，等等。在湖南出土的早期乐器中，陶响球纹饰还表现出原始人类对数学的认识。这些陶响球纹饰较为规则，比如米字纹形成的等边三角形。有镂孔的陶响球，孔的位置往往在球体等分、经纬线相交处。这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有了不少关于球和球面几何的知识。
最后，从出土乐器中，我们不仅能看到时间上的传承，还能见到区域间的交流。比如，许多学者认为，薛家岗文化陶响球（距今约5500~4800年）的出现与屈家岭甚至大溪文化的陶响球有着直接关联，其早期的形制与纹饰都明显受到屈家岭陶响球影响，十分相似。在这之后，薛家岗文化的陶响球制作数量增多，水平更加精良，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
透过这些从时间的另一端跋涉而来的乐器，我们仿佛能够听见当初的风雨雷电，甚至能够和这片土地上曾经站立的原始人类目光相接，产生跨越时间的对视。
太湖王家墩遗址出土陶响球（薛家岗文化早期，距今约5500~5300年）
潜山薛家岗遗址出土陶响球（薛家岗文化三期，距今约5300~5000年）
注：本文图片来源于各考古发掘简报、学术出版物、河南博物院官网、浙江省博物馆官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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