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日听到吴老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消息，我心头一颤，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平日上下班的时候还时常常看见吴老在考古所一楼的阅览室看书读报。大部分的时候，我来去匆忙，只是和他挥手致意，有时候我也走进去和他寒暄两句。吴老总是面带微笑，精神抖擞，我夸他身体真好，他也满心欢喜的说好，说到这个年纪能有这样的状态已经知足了。和吴老这样的邂逅持续了好几年，听到吴老消息的那一瞬间，才意识到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在楼下的阅览室见到他了，而如今已再不能有这样的邂逅了……

吴铭生先生是湖南考古的老前辈，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县城的文工团调到了省文管会古墓清理工作队，2006年我入职考古所时，老先生已退休十多年，工作上我们并没有很多交集。但满脸祥和的吴老于我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亲近感，大概是因为知道他是攸县人，和我是隔壁县的老乡，都是来自县城的考古人。另外也因为吴老退休后仍十分关心考古事业，乐于和年轻人分享，时常在办公楼里看见他和考古所的年轻人交谈，大家都尊称他为“吴老”，我也是其中一员。吴老知道我做陶瓷考古，便特意赠我一份他执笔的《岳州窑遗址调查报告》，这是吴老在1952年调到省文管会后主笔撰写的第一篇考古报告。没过多久，吴老又赠予我十张长沙铜官窑的瓷器照片，每张照片背面都认真地题名“吴老赠用”，时间定格在2017年8月，此时吴老已逾九秩，但腿脚仍很利落，他亲自拿着照片送到我办公室，我恭敬地双手捧着这些用信封装好的照片，然后逐一排开，拍照留念，心里无比感动。吴老特别指出题名里的“用”字，我想，这个“用”字有两层意思，一是要我把这些资料用起来，一是勉励我等后辈努力做有用之人。

吴老赠送的长沙铜官窑照片

“黄埔四期”，考古新兵勇拓荒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湖南省的第一批职业考古人大多是从各地文化馆、文工团抽调而来，吴老是1952年从岳南文工团调入长沙开始从事考古工作的。那时长沙市近郊因为建设工程发现很多古墓，但省内当时没有专业的考古人员，中南文化部从所辖各省调集文物考古干部来长沙支援，由文物科科长顾铁符率队，业务顾问是中山大学的商承祚教授，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借此契机将吴铭生等3名文工团青年干部调入，作为学徒参与培训，借以培养本省的考古业务人员。被调入的文工团青年干部一般具备一些特长，吴老的学习能力强，很快掌握了考古发掘的基本流程与操作技术，树立了专业思想，成了田野考古一线的生力军。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吴铭生先生

1953年8月，吴老被送至北京大学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从1952年-1955年一共举办了四期，当年给学员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当时国内相关领域的顶尖学者，比如后来与吴老有书信来往的夏鼐先生。经过培训的学员大多迅速成为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有着过硬的工作作风，被誉为“考古的黄埔四期”。作为一名考古新兵，吴铭生在培训中克服了轻视文物工作和前途渺茫的消极情绪，增强了对文物工作的信心，他“来的时候满腔欢喜，回去的时候是兴高彩烈”，对考古工作的性质和重要性有了新认识，他在个人学习总结中这样说：田野考古本身就是一个破坏性的工作……要严格遵守科学原则……以粗暴的工作方法来对待历史文物的发掘，不仅不能尽到保护它的责任，反而是破坏了它。

1953年吴铭生先生在北京大学第二届考古培训班学习时在天安门前留影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内外潜藏着各种危机，为稳固新生政权，政治运动纷至沓来。从1950年到1957年，先后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此时吴老正处在人生的青年阶段却因历史问题不幸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又继续受到批判，前后在常德汉寿五七干校、西洞庭湖农场等地接受监督劳动长达20余年，直到1979年国家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他才以正常的身份回到考古队伍。吴老的经历让人唏嘘感叹，在吴老的学术论著年表中，政治运动对考古事业的影响一目了然。被划为“右派”期间，吴老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考古文章，成了一段学术空白期。“右派”成为吴老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件憾事，对考古事业来说，也是令人遗憾的巨大损失。

难忘旧市，探楚越文化关系

每一位职业考古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可能都会经历至少一个被认为至关重要的考古项目，对吴老来说，这个至关重要的考古项目就是配合资兴东江水电站建设工程的考古发掘。这是国家拨乱反正后的一个大工程，也是吴老右派问题平反之后参与的第一个考古项目。

1978年秋，资兴县东江水电站动工兴建，为配合水电站的工程，省文化局任命省博物馆傅举有先生为“东江水电站文物清理工作队”队长，吴铭生先生为队长助理，协管考古业务，此外还从省博物馆配备了技工和行政后勤人员，又从各市县历届“亦工亦农文物考古训练班”的学员中调配了一些具有考古发掘经验的年轻人，组成了一支20余人的考古队伍。水电站工程水库淹没区的文物古迹主要分布在旧市、厚玉和木根桥一带，考古队选择了古墓最密集的旧市作为驻地，营地安扎在一个设施设备相对齐全的良种场上，这个场地原是县供销社的培训基地，文革时是个知青点。吴老的“右派”问题刚得到平反，能够恢复身份并且重操旧业，心里自然是很高兴，吴老后来回忆，“那些日子，旧市周围的山头一片沸腾，到处是人群，到处是欢笑。”

1980年东江水电站文物清理工作队部分工作人员

（前排右1为傅举有，右3为吴铭生）

旧市又名旧县，即旧县城的意思，于东汉永和元年（136年）始设汉宁县，唐改名资兴县，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县治因洪灾由旧市迁移至管子壕（今资兴市兴宁镇），改名兴宁县。旧市作为县治时长近千年，周边文物古迹十分丰富。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东江水电站文物清理工作队共发掘了春秋战国至唐宋时期古墓586 座。发掘结束后，吴老负责了其中旧市战国墓与西汉墓的资料整理工作，《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湖南资兴西汉墓》两篇报告分别发表于1983年和1995年的《考古学报》，吴老后来的论著也大多基于这两篇考古报告，并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楚越文化关系的探讨上。

1980年资兴旧市古墓发掘现场

（左下角立于墓坑内者为吴铭生先生）

资兴旧市八十座战国墓中既包含了楚文物，又有不少的百越文物，形成了楚、越文化并存的现象。运用这些资料，吴老撰写了《资兴旧市战国墓所反映的楚、越文化关系探讨》《湖南越文化的概貌与发展进程的讨论》等论文。此后，他又对湖南古越族的分布及其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湖南古越族青铜器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湖南东周时期古越人的葬俗等学术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在越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老骥伏枥，助湖南考古步入正轨

“文革”结束之后，社会的正常秩序得以恢复。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各地也都先后成立省级考古学会，湖南省考古学会于1982年成立，吴老是筹备人之一，先后任湖南省考古学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组织开展了发展会员、筹措经费、举办讲座、召开学术讨论会等各项工作，并任《湖南考古辑刊》前两期的责任编辑，他的这些工作为湖南文物考古事业步入正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4年，全国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吴老被委任为湖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吴老已临近花甲之年，只待退休，对此重任有所犹豫。吴老当即写信给他的“黄埔教官”夏鼐先生，请先生指点迷津，夏先生回信鼓励：

“普查工作现在进行得顺利否？此项工作要有耐心，要假以时日，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我比您还大十多岁，明明知道许多工作都没有法子完成，但是起了一个头，子子孙孙可以继续干下去，终有完成一天”。

1984年夏鼐先生写给吴老的信

夏鼐先生的来信打消了吴老疑虑，他秉承夏先生的“三要精神”，首先组织各地普查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率工作队在临澧县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展开。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普查工作人员完成了全省106个县、市的野外调查任务，共查出文物点一万余处，有的新发现还填补了湖南考古方面的空白，如旧石器地点、彭头山文化遗址等。野外普查之后，随即组织各县、市将资料汇编成册，然后汇总编辑成《中国文物地图册·湖南分册》，吴老担任该分册的常务编辑和编辑组长，主持了这项工作。该分册于1997年下半年问世，是湖南省第二次文物普查成果的荟萃，含图100余幅，彩照48版，所列条目有100余万字，获得第五届湖南图书奖二等奖，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好评，至今仍是一线田野考古人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中国文物地图册·湖南分册》获奖证书

完成《中国文物地图册·湖南分册》的出版任务之后，吴老已年过七旬，但仍心系文物考古事业，在1997-2018年间，撰写了一系列回忆文章，大多是对自己考古往事的记录，这些文章为社会公众了解和研究湖南考古史提供了宝贵材料。《长沙“土夫子”》《难忘的第二届考古训练班》《五十年代湖南考古工作的回顾》《忆前省文管会副主任陈浴新的业绩》《忆省文物清理工作队首任副队长戴亚东的的往事》《长沙战国毛笔出土经过及其相关问题》等文介绍了五十年代湖南考古工作起步阶段的历史状况，《忆资兴旧市考古往事》《夏鼐与湖南文物普查》分别记录吴铭生考古生涯中的重要考古项目和重要工作项目的一些细节，见证了湖南考古步入正轨的历史过程。

智者乐，仁者寿。吴老九十有五，是湖南享年最长的考古先贤，他的一生伴随湖南考古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跨越。吴老回忆湖南考古往事的文字通俗易懂，朴实的叙述中饱含深情，他波澜起伏的考古人生跃然纸上，显现出了一个“黄埔四期”考古人坚韧不拔的本色。吴老千古！

谨以此文深切缅怀吴铭生先生

（1927年3月-202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