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湖南考古汇报会会议纪要(四)
2022年1月26日 信息来源: 目前浏览:1305次


23日下午会议的最后,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湖南大学郭伟民教授向与会代表做了《我们从未面临如此机遇》的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总结了中国考古当前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机遇,系统阐述了2020-2021年湖南考古的成果,呼吁我们考古人在新的一年里,在中国考古新的一百年里,以坚定的信念,激荡创造伟力,昂扬奋斗决心,继续努力奋斗!现全文刊发如下。


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郭伟民教授总结发言


我们从未面临如此机遇

——2020-2021年湖南考古汇报会总结发言

郭伟民


一年一度的湖南考古汇报会已经开了30多年,这一次比较特殊,是两年合在一起开,将两年的考古成果一起汇报,而且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类似的会议已经轻车熟路,见怪不怪了。

但是,本次汇报会很重要。说重要,是因为当前的考古,面临百年未有之大机遇。

一是考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场以考古为主题的集体学习,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66次集体学习唯一的一堂考古课。在这堂课上,习近平总书记就考古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是考古从未遇到如此关键的时期。2020与2021年,是践行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开局之年,是“十三五”与“十四五”交接之年,是中华文明探源与考古中国实施之年,是中国考古百年的辞旧迎新之年,是考古单位大扩编与机构大改革之年。每一项都非常重要,每一项都百年不遇,但却让我们荣幸地都遇到了!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考古工作者责任重于泰山,湖南考古人就更应主动承担责任,更应取得更大的成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是口号,而是要落实到我们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去。

这次汇报的2020—2021年湖南考古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一)史前时期:史前时期的考古对象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早期阶段的考古遗存,湖南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任务是研究湖南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过程,阐释湖南在这个过程中的贡献与地位。

这两年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绩。比较突出的是澧县鸡叫城、华容七星墩、澧县孙家岗遗址,澧县高堰村墓地等。

鸡叫城遗址的考古解决了聚落布局与聚落群演变的历史过程,考古发掘揭示了大型建筑台基和超大型木构建筑遗存,F63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结构最清晰、面积最大的史前木构建筑遗迹,是中国百年考古的首次发现。到过现场的考古学家和建筑学家都认为,F63是从未见过的珍稀性的新建筑类型,它不是单纯的干栏式建筑,而是一种新型的木构建筑形态。鸡叫城的发掘也揭示了鸡叫城聚落群由城址本体、三重环壕、平行水渠、稻田片区组成。二重环壕外坡以内为64万平方米,三重环壕内面积达100万平方米,聚落群面积达10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从彭头山文化到肖家屋脊文化的演进连续稳定,没有缺环。这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社会连续了将近6000年的演变与进化,几乎演绎了中国史前社会文明化历史的全部过程。

七星墩城址及聚落群的考古与调查有重要收获,这个城的形状特殊,不同于澧阳平原的城头山和鸡叫城,似乎与走马岭古城在结构上颇为类似。调查发现的石家河文化时期窑址,造型特殊,两个窑床共用一个操作间,有一定的长度和坡度,这类窑址还在华容多处遗址中发现,显然不是特例,这是否就是长江中游龙窑的早期形态呢?

孙家岗遗址居址区的考古发现了多种形态的建筑遗存,其中F13的开间、回廊、朝向等,具有重要价值,在长江中游从史前到商周时期的建筑形态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孙家岗墓地的土坑墓及葬俗,与高堰村墓地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似乎还与城河王家塝墓地屈家岭文化墓葬有某些关联。这样看来,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再到肖家屋脊文化的孙家岗类型,在葬仪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背后是人群的延续,还是文化的涵化?流行这类土坑墓的葬仪与肖家屋脊瓮棺葬仪之间,又反映了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在距今4000年前后最早中国形成的关键时期,长江中游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融入中国的呢?这都是很重要的学术课题。

(二)商周时期:前段,商-春秋时期。这个阶段的重要工作是汨罗江流域的考古,这个流传屈原故事和比屈原更早的文王迁罗国故事的汨罗江,这个流传杜甫故事和弥漫着蓝墨水上游文化气韵的汨罗江,不断有新的发现刷新人们的认知。野猫咀遗址铜觥、铜壶的出土就冲击着公众的眼球,这两件铜器具有长江流域商代晚期铜器的典型风格。黑鱼岭墓地发现6座商代晚期墓葬,都是狭长型墓,是湖南第一次发现完整的商晚期时期墓地。这样的发现再一次证明晚商时期湖南与商王朝的关系。罗城遗址城址内的发掘和小洲罗的发掘,最早的遗存到了春秋中期,为楚文化入湘提供了证据。长沙湄子滩遗址发掘出土了春秋晚期的楚文化遗物,足以证明楚人进入长沙地区的年代不晚于春秋晚期,这也为重新认识浏城桥一号墓的年代提供了佐证。

后段,战国时期。这个阶段比较重要的考古工作有汉寿老坟山、桃源桃纺工地、益阳十字山、大海塘、攸县枫树塘墓群,攸县里旺古城。此外,长沙市区内也有些发掘工作。湖南在东周时期是楚文化南渐的时期,是湖南楚国化时期。但正宗的楚文化在湖北,战国时期湖南地区多元族群与文化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湖南楚文化有自身的地域特色和多元文化因素,比如桃源出土活动宽格短剑,里旺城出土米字纹印纹硬陶。大致而言,历史时期湖南与湖北的差异和传统就是这个时期奠定的,湖南的地域文化叫湖湘文化,湖北地域的文化或曰荆楚文化。不管怎么,东周楚文化对于湖南的作用是开天辟地的,楚文化对湖南的占据与覆盖,将湖南拉入国家文明的序列,从此湖南从华夏边缘进入了华夏内陆,湖南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完成了其中国化和华夏化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经过了反复,包括五溪蛮地区在内的湘西地区,其文化的区域传统就一直强烈地保持着、折冲着。

(三)秦汉—六朝时期: 秦汉王朝建立,湖南正式成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汉寿老坟山、益阳十字岭、黄家坡、大海塘等地发掘的墓葬,见证了从战国晚期到秦、西汉、东汉多个朝代的更替和演变。我们观察到,在这演变过程中,墓葬内器物形态、种类与组合的变化明显晚于朝代的变化,文化习俗相较于朝代替换的滞后性再一次得到证明。但在地区的中心,比如长沙国的所在地长沙,其变化却基本是同步的。这也再一次印证罗城及大畈遗址东周陶器的差异规律——政权的变化速度以及政权中心文化习俗的变化速度要明显快于边缘和外围地区,而在这个时期,外围就往往绕开中心建立起自己的关系和贸易网络。

战国秦汉—六朝时期,沅水流域的武陵郡和湘江流域的长沙郡是湖南两大政治中心,分别是历代郡、州、府治的所在地,历代王朝对这两地的管理也是有差异的。从西汉晚期开始,沅水流域所在的湘西地区五溪蛮开始活跃起来。保靖和溆浦墓葬的发掘,显示了不少不同于湘江中下游的文化因素。而湘江上游,包括永州和郴州南部,实际上也是蛮族居住的地方,因此,也与以长沙为中心的湘江中下游不一样。蓝山五里坪墓地、临武渡头古城的发掘,也提供了不少新的信息。

(四)唐宋以后时期:这次汇报的材料,涉及这个阶段的材料比较丰富。不少大型墓地的发掘基本上是从楚汉一直延续到明清。特别突出的还有长沙的城市考古,大量唐宋及其以后的遗存被发现,像恒大珺璟府、识字岭宋墓、培元桥五代至宋朝的建筑遗迹、使院遗址等都是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关于城市考古,还要说一点。我们的城市考古今后要在确定城市布局、街巷节理、空间功能等传统目的的同时,要深入发掘城市考古遗存所蕴含的城市生活信息,考古发掘中要尽最大可能地提取信息。比如城市街巷的人们和衙署及其周边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那个使院的人们和平民居址里生活的人生活是如何的不同?他们喝酒吗?喝什么档次的酒?店铺是如何开设的?分别供应什么物质等等。城市考古非常重要,因为人类的文明史几乎就是城市史,如何研究城市人的生活和日常行为,对于推动城市考古有重要意义。湖南历史时期考古就是围绕城市(城址)考古而开展的,所有战国秦汉六朝墓地都与城市联系在一起,湖南城市考古对于研究湖湘文化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湖南考古,当然要研究湖湘文化,但什么是湖湘文化?它是不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文化传统?考古发掘如何见证湖南历史文化区域传统的形成?帝国王政体系下的区域如何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文化?这种特征与王朝政治又是什么关系?考古发掘出土的都是物质遗存,它本身是不会说话的,物质文化遗存如何反映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历史时期考古如何重建古代社会?考古学如何摆脱传统以文献导向为本位的证经补史角色?一句话,历史时期的考古如何与文献史学整合,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卜宪群先生在最近的一次发言中提到,历史学要充分学习借鉴考古学的成果,运用丰富的考古材料,在阐释中国特色历史发展道路,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上发挥作用。考古学要充分学习借鉴历史学成果,运用历史学理论与实践,推进考古学在解释人类社会组织、经济发展、思想意识发展演变上的作用。要从话语体系上推进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融合。他指出历史学与考古学学科体系有别,在话语体系上当然也有差异。比如“聚落”、“村落”这些词,在考古学上和历史学上的含义就不尽相同。如何从大量无文字的历史遗迹中归纳总结出概念,从中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考古学也需要向历史学学习,将考古成果科学转化为历史学的表达话语。

同仁们,中国考古第一个百年之后,又迎来了新的一百年。考古学的地位和价值,需要我们考古人自己去奠定。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考古人的幸福也要我们自己去奋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激荡创造伟力、昂扬奋斗决心。湖南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所谓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历史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我们责无旁贷。新的一年我们共勉,一起努力,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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