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概念演变与保护历程回顾
2021年12月17日 信息来源:彭婷 目前浏览:1131次


2021年11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以下简称为《规划》),公布“十四五”时期大遗址145处,其中湖南省有4处,分别为城头山遗址、炭河里遗址、铜官窑遗址和老司城遗址。

《规划》总目标为:到2025年,大遗址保护利用总体格局基本成型。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总体安全,大遗址考古研究、保护管理、展示利用、教育休闲、传承创新、传播交流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中国特色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彰显。

现就“大遗址”概念与政策文件的发布历程进行简单介绍:

1.“大遗址”提出与概念确定

“大遗址”这一概念,是在经济建设需求背景下,针对中国独具特色的大型古文化遗址的保护需求提出来的,从其萌芽到提出再到发展、完善是一个漫长过程,是伴随人们对大遗址的认知开始的,并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与中国文物保护意识的出现和兴起密切相关,更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


表1 “大遗址”概念的演变

时间

事件/文件

论述内容

意义

1958年

“全国文物、博物馆全国会议”

王冶秋说“大遗址的保护,我们以燕下都为试验田”;

意识到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的两利,更多的是要求文物保护工作不要影响经济建设。

从此大遗址一词开始时有提及。

1964年

第一次“大型古遗址保护工作座谈会”

张云鹏认为:“大遗址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结构,一个王朝的遗址、遗址组(城区、城郊、墓葬),才能更好地了解一个时代。原始社会的大遗址应是一个部族的遗址。”苏秉琦先生在此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大遗址大体可以分四类:旧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东周时期的遗址、汉唐时期的遗址。

主要是从学术方面进行讨论与分类。

1983年

第二次“大型遗址保护座谈会”

主要是讨论大遗址中古城址保护问题,这一次经过思想解放的人们开始直面基本建设与大遗址保护的矛盾,不再因基本建设的要求而放弃大遗址的保留保存要求。

开始直面建设与大遗址保护的矛盾。

1997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

“把古文化遗址特别是大型遗址的保护纳入当地城乡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对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大型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群、古石窟寺古建筑群、近现代纪念建筑等,可根据需要分别制定保护管理的专项法规或规章”。

“大型遗址”这一称谓第一次出现在政府文件。

1999年

《关于拟将我国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建设规划列为十五计划专项的指示》

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

首次在文件标题中出现“大遗址”一词,首次对大遗址进行定义。

2005年

《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文物局)

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

政府部门对“大遗址”进行了专门的定义。

2006年

《“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国家文物局、财政部)

明确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

公布“十一五”大遗址名录,并对大遗址定义进行再次修正。

2015年

《大遗址保护规划规范》(国家文物局)

大遗址“用于专指列入国家文物局大遗址项目库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遗址保护规划中大遗址的含义 。


截止至今,“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

2.“大遗址”相关政策文件历程

自“大遗址”概念逐步确定后,中国“大遗址”的专项保护开始,从《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建设规划基本思路》的初步原型,到《“大遗址”保护“十五”计划》打下的夯实基础,再到2005年,《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出台,自此由政府主导的我国大遗址保护专项工程正式启动。在国家层面大遗址“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专项规划的制定,大遗址保护相关工作徐徐展开,期间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件,持续指导各地开展大遗址考古研究、文物保护、展示利用、文化传承等工作。


表2 “大遗址”保护历程中重要事件与文件

时间

事件/文件

意义

1999年

《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建设规划基本思路》

为我国大遗址保护专项行动提供了原型。

2002年

《“大遗址”保护“十五”计划》

开启我国大遗址保护专项行动。

2004年

《“十一五”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

构筑了“十一五”期间政府主导大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整体框架,促成了国家财政部开设“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的决策。

2005年

《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由政府主导的我国大遗址保护专项工程正式启动。

2008年

首次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

(西安)

主题为“做好大遗址保护,推进城市和谐发展”;

《大遗址保护西安共识》。

2009年

第二次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

(杭州)

主要是针对“考古遗址公园”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关于建设考古公园的良渚共识》。

2009年

第三次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

(洛阳)

主题为“城市核心区大遗址保护”;

《大遗址保护洛阳宣言》。

2011年

第四次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

(荆州)

主题为“科学保护大遗址,全民共建惠民生”;

《大遗址保护荆州宣言》。

2013年

《关于加强大遗址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

目的是进一步加强考古工作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基础地位和引领作用,坚持“考古先行”原则。

2015年

“中国大遗址保护与旅游融合高峰论坛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第五届联席”

大遗址保护同旅游发展的关系、如何开发大遗址的旅游作出规定;

《大遗址保护与旅游融合桂林宣言》。

2015年

《大遗址保护规划规范》

标志着我国大遗址保护规划体系正式建立。

2018年

“全国考古遗址保护与利用论坛·城头山 2018”

对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保护、考古遗址公园的实践与思考、遗址本体保护展示、考古遗址展示体系的规划、土遗址类遗产的特点研究和考古遗产保护设计单位的统计分析等各方面展开谈论。

2020年

《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

第一个关于大遗址利用的技术性规范文件,更侧重于实操层面,而非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


大遗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其自身价值意义的重要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中找准定位、创新思路、精准发力,定会继续发挥大遗址的示范性、综合性、带动性作用,走出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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