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周铜鼎鼎盖的几个问题
2009年12月30日 信息来源: 目前浏览:13969次
  铜鼎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关于它的研究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是铜鼎其中的一个重要部件——鼎盖,长期以来却鲜有人论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鼎盖的相关问题作一下探讨。
一、青铜鼎盖的发展历史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铜鼎出现在二里头文化晚期。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商代晚期,一般出土和传世的铜鼎都没有发现鼎盖。目前考古所见最早的几件带盖铜鼎皆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一件出土于殷墟二期的武官村北地M229中[1],一件出土于殷墟三期的郭家庄M160中[2],还有一件发现于殷墟四期的小屯村北F11中[3]。武官村北地M229所出者为一件束腰深腹的立耳鼎,其盖就是一块圆形的铜板,中间有一个桥形钮,盖的两边各留有与鼎耳相套的缺口(图1)。郭家庄M160所出者为一件形制比较特殊的四足提梁鼎,子母口,盖为覆钵形平顶,盖顶有两个对称的“凹”字形提手,翻转过来放置时可以起四个足的作用(图2)。小屯村北F11所出者是一件小方鼎的盖,没有发现鼎身。其形制与武官村北地M229所出者类似,实际上就是一块长方形的铜板中央有一桥形的提手,两短边各留有一个与鼎耳相套的缺口(图3)。
  从商末周初至西周中期这一段时间,出土和传世的有盖铜鼎发现了一些。出土者如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4]、陕西宝鸡 国墓地[5]、扶风庄白伯 墓[6]、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7]、山东滕县滕侯墓出土的带盖铜鼎[8]等,传世者如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馆藏的宁方鼎、宾州大学博物馆藏的牛鼎、弗吉尼亚美术馆藏的带盖方鼎[9]以及《商周彝器通考》著录的田告方鼎、夨王方鼎盖[10]等。这些带盖的铜鼎既有圆鼎也有方鼎,鼎盖在制作上虽然有精致和简单之分,但总体上可分为两种形制:一种是平板鼎盖。这种鼎皆为立耳折沿鼎,鼎盖的形制与武官村北地M229和小屯村北F11所出者类似,就是一块圆形或长方形的铜板中央加一个提手,另外在鼎盖的边缘留有对称的与鼎耳相套的缺口,圆鼎如长子口墓6(图6)、43号(图7)、牛鼎(图5)等,方鼎如长子口墓95号(图8)、弗吉尼亚美术馆藏的带盖方鼎、《商周彝器通考》著录的田告方鼎、夨王方鼎盖等。部分制作较精者在盖沿周边等距离地加有三个变形动物状钮,如宝鸡纸坊头M1:1(图4)等。另一种是平顶鼎盖。这种鼎多为附耳子母口鼎,鼎盖形制与郭家庄M160所出者类似,有下折的盖沿,但盖顶基本上是平的,盖上一般有几个“凹”字形、曲尺形或变形动物状的钮(圆鼎一般是三个,方鼎一般是对称的二或四个),圆鼎如长子口墓194号、宝鸡茹家庄M2:3(图9)、M1乙:13,方鼎如 方鼎、琉璃河M253出土的圉方鼎(图10)、滕侯方鼎(图11)、茹家庄M1乙:14、宁方鼎等。与商代相比,西周时期这两种鼎盖一是数量变多,二是形制也有所变化,制作得也更加精致,如平顶鼎盖上除原有的 “凹”字形钮外,新出现了曲尺形或变形动物状的钮;有的鼎盖中间的桥形钮装饰有兽头,如牛鼎,有的甚至演变成捉手,如茹家庄M1乙:13等。从这两种鼎盖的形制来看,前者相对比较简单、原始,后者则显得进步一些。它克服了平板鼎盖容易变形、盖不严的缺点;而且这种鼎盖出现后,促使鼎口和鼎耳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使铜鼎的制作逐渐趋于成熟。
  不过尽管这一时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带盖铜鼎,但从总体上来看,带盖铜鼎数量依然极少,而且此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带盖铜鼎又罕有发现。
  大约从春秋早期偏晚一点开始,带盖铜鼎又开始陆续出现,但数量依然不多。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这一时期带盖铜鼎似乎最早出现在东部的山东地区和淮河流域,鼎盖的形制也基本上是平板鼎盖(图12)和平顶鼎盖(图13),而尤以平顶鼎盖为多。春秋中期以后,除少数用途比较特殊的铜鼎和边远地区出土的铜鼎外,一般铜鼎皆带有铜质的鼎盖。春秋中期鼎盖的形制比较多样,除形制比较原始的平板鼎盖和平顶鼎盖外,还新出现了拱顶鼎盖;从数量上来看,则以平顶鼎盖(图14)和拱顶鼎盖(图15、18)居多。与平顶鼎盖相比,拱顶鼎盖的盖顶与盖沿之间的折角变成圆弧状,盖顶也由原来的平顶变成拱顶。此外,鼎盖上的装饰、提手和钮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图16、17、19、20、21)。这样,整个鼎的形制就显得更加流畅、优美。因此春秋晚期以后,除齐、燕、中山等少数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平顶鼎盖(这一地区有使用平盖鼎的传统)外,绝大多数地区铜鼎的鼎盖皆是拱形鼎盖了。
二、铜鼎鼎盖的变化与材质的关系
  从上文介绍可以看出,春秋中期是鼎盖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春秋中期以前的铜鼎很少发现鼎盖,春秋中期以后则一般都有铜质的鼎盖了。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带盖铜鼎,但一来数量不多,二来鼎盖形制相对比较原始,因此,这一时期只能算是鼎盖发展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春秋中期以前的人们一般不使用鼎盖呢?答案是否定的。从考古发现的种种线索来看,春秋中期前后铜鼎鼎盖的变化可能更多与制作鼎盖的材质有关,而与当时人们的使用习惯没有太大的关系。
  鼎是先秦时期普遍使用的一种器物,因此当时的人们肯定应该很早就知道加盖的好处,而不是迟至春秋中期时才意识到这一点。这可以从早期鼎盖的形制上看出来。上面介绍的一批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的平板鼎盖,其形制实际上就是一块铜板中间加一个提手而成,形制十分简单,与以前农村使用的木质锅盖颇为类似。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上述这批出土带盖铜鼎的墓葬等级一般都比较高,因此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在制作、用材等方面都比一般墓葬要讲究,所以很可能这批平板鼎盖就是仿照当时流行的木质或竹质的鼎盖而制成的。[11]另外,郭家庄M160出土的鼎盖是那种与子母口相配的平顶鼎盖,其形制已比较成熟,这说明在此之前鼎盖应该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发展历史。因此春秋中期以前的铜鼎没有发现鼎盖并不能说明春秋中期以前的铜鼎不使用鼎盖,而更可能是这一时期前后,制作鼎盖的材质发生了变化:春秋中期以前的鼎盖可能更多的是用木、竹等有机物质制成,故难以保存下来;春秋中期以后,以铜制作鼎盖流行,因此绝大部分的鼎出土时皆发现有鼎盖。这一点还可以在考古学上找到许多旁证。例如在东周时期较高等级的铜器墓中,一般都会出土一或两件大鼎(可能为文献记载中的“镬鼎”),这种鼎在出土时一般都没有发现鼎盖,但是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却在这种鼎的口沿上发现有竹篾片编织而成的盖[12]。又如楚文化系统的平底升鼎,出土时一般也是没有发现盖的,但是在河南淅川下寺M2(图22)[13]和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墓[14]出土的升鼎上,却都有铜质的平板鼎盖。这两座墓一座是楚国的令尹墓,一座是楚王(室)墓,等级都极高,所以墓中出土的器物比一般的墓要讲究,这两座墓葬出土的平板升鼎盖应是仿照一般墓葬所用的竹质或木质升鼎盖制成的,只不过材质更加高级罢了。
  除上述证据外,当时边远地区鼎盖的发展历程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以越式鼎为例。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越式鼎鼎盖的发展历程与中原地区鼎鼎盖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时间上要晚一步。春秋时期无论是吴越还是百越地区出土的越式鼎基本上都没有发现鼎盖;战国时期受楚和中原文化的影响,越式鼎一般都有了铜质鼎盖。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带有铜质鼎盖的越式鼎是春秋晚期湘乡何家湾M1出土的三件铜鼎(图23)[15]和长沙市博物馆藏的一件铜鼎[16],其鼎盖都是那种比较原始的平板鼎盖,而且仅此二例,由此可见直到春秋晚期,越人仍没有用铜制作鼎盖的习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越人在仿制楚人使用的铜鼎时也不习惯做铜鼎盖。如浙江绍兴M306出土的两件铜鼎(图24),其形制就是仿春秋晚期的楚式铜鼎而成[17],而这种鼎在楚墓出土时一般都是有铜质鼎盖的,如河南淅川下寺M11出土的鼎;而且这两件鼎的口部也是做成子口的形制,因此可以肯定他们在使用时应该是要加盖的。但是在出土时,这两件铜鼎就是没有发现鼎盖。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两件鼎的鼎盖为木质或竹质等有机物质制成,出土时已腐朽无存。除绍兴M306外,类似这种仿制楚式铜鼎而不做铜鼎盖的情况在百越[18]和巴蜀地区[19]还发现了多例,可见这种情况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恰恰反映了春秋时期以前在边远地区确实没有用铜做鼎盖的习惯。
三、铜鼎鼎盖的变化对口沿和耳部的影响
  大约在春秋中期前后,铜鼎的口沿和耳部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春秋中期以前的鼎一般是立耳、折沿,春秋中期以后则一般变成了附耳、子母口。鼎口沿、耳部的这种变化大致与鼎盖的变化基本同步,而且应该是受到了鼎盖变化影响的结果。
一般来说,鼎盖的尺寸必须等于或大于鼎口,这样才能将鼎口完全盖住。由于早期的鼎基本上都是立耳鼎,这样一来鼎耳的问题就成了使用鼎盖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当时的工匠们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比较简单,即在鼎盖上做两个与鼎耳对应的缺口。不过这种方法一般只适用于平板鼎盖。第二种方法是像 方鼎甲一样,将鼎盖做得大于鼎口,且在其上留出两个与鼎耳对应的孔,将整个鼎口套住(图25)。这种方法目前仅见这一例。上述两种方法都是从鼎盖本身着手,而不改变鼎耳。第三种方法是改变鼎耳,将立耳改成附耳。这种方法适用于任何鼎盖。当然,从制造的技术难度来看,附耳要高于立耳。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早期鼎一般都是立耳的原因。
  在上述三种方法中,前两种方法对鼎的口沿都没有影响。第三种方法也可以不改变鼎口沿,西周至春秋(甚至战国)时期有一批折沿附耳鼎就是这样制作的,如 方鼎乙(图26)、茹家庄M1乙:13、陕西长安张家坡M183出土的伯唐父鼎[20]、陕西蓝田草坪出土的 叔鼎[21]、辽宁喀左马厂沟出土的夔凤纹鼎[22]、上海博物馆藏七年 曹鼎、寓鼎、毛公方鼎[23]、宁方鼎等。尤其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种折沿附耳鼎数量最多。山西天马-曲村的晋侯墓地(图27)[24]、河南三门峡的虢国墓地[25]、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26]以及湖北枣阳、随州、京山等地的曾国墓[27]等中都出土了不少这种形制的鼎。除宁方鼎和茹家庄M1乙:13等外,这些折沿附耳鼎皆没有发现鼎盖,估计可能使用的是木质或竹质等有机物质制成的鼎盖。宁方鼎和茹家庄M1乙:13的盖都不是平板盖:宁方鼎的盖为平顶盖(图28),茹家庄M1乙:13的盖甚至已接近春秋中期新出现的拱顶盖(图29)。宁方鼎的鼎盖大于鼎口,可以将鼎口整个套住,这一点颇类似于 方鼎甲。茹家庄M1乙:13的鼎盖与鼎口同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鼎盖容易挪动。可能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批折沿附耳鼎大多都将鼎耳做得紧贴口沿,以减少鼎盖的移动空间[28],但是这样做效果仍不理想。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工匠们可能参考了其他带盖器物如卣等口沿的做法,将鼎的口部由折沿改成了子母口,制作出了附耳子母口鼎。子母口鼎的出现,不仅解决了附耳鼎鼎盖容易挪动的问题,而且使盖与器身变得浑然一体,这样看起来更加和谐、美观(胜过了宁方鼎和 方鼎甲的处理方法)。由于西周至春秋早期是鼎盖发展史上的过渡时期,因此一些鼎的口沿、耳部也相应地表现出了一些过渡时期才有的特征(折沿附耳)。春秋中期以后,随着铜鼎制造技术的进步,这种折沿附耳鼎趋于消失,成熟的附耳子母口鼎逐渐流行。
以上是笔者平时学习的一点体会,很不成熟。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前辈和同仁不吝指教。
   注: 原文发表于韩国《考古学研究》
--------------------------------------------------------------------------------
[1] 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8月。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年第4期。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
[5]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上、下),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
[6] 扶风县文化馆  罗西章、陕西省文管会  吴镇烽、雒忠如:《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  诸器》,《文物》1976年第6期。
[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7月。
[8] 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发现滕侯铜器墓》,《考古》1984年第4期。
[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8月。
[10]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下)》,哈佛燕京学社出版,民国三十年三月。
[11] 除等级原因外,有盖铜鼎在西周时期成批出现可能还与商周变革有关。商代重酒器,礼器组合以觚、爵、斝为中心,鼎相对来说不处于最受重视的地位。周代重食器组合,礼器组合以鼎、簋为中心,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在一些较高等级的墓葬中出现了带有铜盖的鼎。
[12]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18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7月。
[1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14] 高至喜主编:《楚文化图典》2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15] 湘乡县博物馆:《湘乡县五里桥、何家湾古墓葬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3集。
[16] 王立华主编:《长沙馆藏文物精华》,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10月。
[17]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地区文化局、绍兴市文管会:《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18] 胡德元、高成林:《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楚式铜鼎》,《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三期,岳麓书社,2006年12月;彭适凡:《江西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器的分析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二文收集了吴越和百越地区出土的无盖子口楚式鼎。
[19]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另外,在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件无盖子口楚式鼎,参见《四川文物》2004年第4期封面。
[20],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6月。
[21]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6卷126,文物出版社,1997年9月。
[22]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6卷6,文物出版社,1997年9月。
[23]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295、307、306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24] 上海博物馆编:《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4月。
[2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10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国虢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12月。
[2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7月。
[2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期。
[28]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这批折沿附耳鼎不仅鼎耳紧贴口沿,而且许多鼎耳与口沿之间都有两根用于加固的短铜梁。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批鼎的附耳制作技术极不成熟,甚至还赶不上西周早中期的那批附耳鼎。联系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历程来看,估计这一时期铜器制作水平可能有所下降。另外,由于这批鼎多是一些中小诸侯国(西周时期的大诸侯国为鲁、齐、燕、卫等国,晋国当时的地位不如春秋中晚期重要,这可从晋侯墓地最高等级的是五鼎墓上看出来。)或当时边远地区的产品,因此不排除还存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技术上落后于周王室附近地区和一些大诸侯国的可能。
主办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东风2村巷18号 邮箱:hnkgs0731@126.com  湘ICP备0810401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