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醴彩瓷与湖南陶瓷考古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21年10月18日 信息来源:张兴国 目前浏览:1012次


2021年9月28日上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长沙市博物馆联合承办的“吉光片羽——湖南考古出土陶瓷特展”在长沙市博物馆开幕,该展览旨在向社会公众展示藉由考古工作揭示出的湖南陶瓷近两万年以来的辉煌历史,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向公众展示湖南陶瓷考古的探索之路,思考湖南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如何助力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展览的学术活动之一,长醴彩瓷与湖南陶瓷考古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9月28下午至29日上午在长沙市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8位专家学者通过分享新发现、新材料、新观点、新成果,共同推进陶瓷考古相关研究,助力湖南优秀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本次会议发言涉及的主要议题有史前陶器研究、瓷器的起源与成熟、湖南瓷窑的相关研究、古陶瓷的科技检测与仿烧、陶瓷考古的理论与方法。现按发言主题及年代顺序将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分四部分做介绍。


吉光片羽——湖南考古出土陶瓷特展开幕式现场


长醴彩瓷与湖南陶瓷考古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合影


(一)陶器、成熟瓷器及“早期白瓷”的研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良智馆员的发言题目是《长江中游古国时代的陶器》。王良智认为长江中游的古国时代开始于公元前3700年左右的油子岭文化,在古国时代的初期,古国数量少,规模小,联系不密切,有城头山、走马岭、龙嘴等古国。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左右,是古国时代的鼎盛阶段,此时的古国数量剧增,规模变大,古国之间距离近,联系紧密,形成了以石家河古城邦为首的古国联盟。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长江中游的古国逐渐走向衰落。王良智对长江中游古国时代的陶器面貌做了全面论述:古国时代的陶器螺旋拉坯痕迹与弦纹大量出现,主要使用快轮制作成型;陶色以黑陶、灰陶为主,纹饰以素面为主,多见薄胎磨光陶,彩陶工艺走向衰落;此时各地窑炉多有发现,筑造技术有显著进步,烧制温度在800-1000℃,已掌握窑内渗碳、窑外渗碳的技术,能较好地控制窑内的烧成气氛;古国时代的陶器已经实现专门化生产,已出现陶器锔补工艺,随葬陶器的数量和质量有等级分化现象;古国内部存在短程贸易,古国之间实现了中程贸易,还有跨区域的远程贸易。

复旦大学郑建明教授带来的分享是《成熟瓷器起源的再思考》。郑建明认为成熟瓷器起源的核心地区在浙江上虞,浙江瓷业在战国原始瓷与东汉成熟青瓷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反复,突出表现在施釉方式从人工刷釉、浸釉变成了落灰釉,讨论东汉成熟青瓷起源的关键是重建从落灰釉到人工刷釉的过程。东汉时期上虞至少发现有馒头山类型、珠湖类型、小陆岙类型、小仙坛类型、禁山类型等多个不同类型的窑址,基本建立起从秦汉原始瓷以来完整的成熟青瓷起源过程:从深色多变胎到稳定的灰白色胎,多夹细砂、疏松胎质到细腻坚致的胎质,从落灰釉到人工刷釉,从局部施釉到通体施釉,从凝釉、聚釉到釉层均匀,从青黄、青褐、青灰釉色到稳定的青绿色釉。从珠湖类型窑址中的低温铅釉陶与印纹硬陶、原始瓷和酱色釉瓷器共存的情况看,浙江成熟瓷器上刷釉技术的全新运用可能与北方铅釉陶的刷釉工艺有关。与此同时,在浙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外,亦存在其它窑业类型以及成熟瓷器起源与发展的其它路径的可能性。首先,刷釉技术在西汉时期的长江中游与岭南地区一直有存在的证据,在窑业中心长江下游地区流行落灰釉的同时,整个西汉的刷釉技术并没有完全消失。其次,在以岭南为中心、包括北起湘南、南至越南北部的广大范围内,存在着一批釉色与青瓷不同,近似于白瓷的产品,时代在东汉中晚期前后。这一类型窑业的技术来源及其发展去向,以及在成熟青瓷起源中的地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此外,从近年来德清地区发现的汉代窑址看,黑釉瓷器可能并非简单从成熟的青釉瓷器中派生出来,而是有自身的发展与成熟过程。综上,郑建明认为,在成熟瓷器的起源上,除了传统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主流青瓷的起源外,亦存在着其它多种类型的实践,它们同样在成熟瓷器起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中山大学韦伟燕副研究馆员的分享为《湖南 “早期白瓷”与越南关系》。韦伟燕通过对比湖南出土“早期白瓷”与越南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并结合有关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认为“早期白瓷”在湖南的出现,可能与湖南、越南两地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东汉时期经济贸易往来的历史背景有关,具体而言可能与东汉时期交趾商人在湖南的活动有关。越南汉墓出土的部分陶器烧成温度较高,陶胎坚硬细腻,呈浅灰色,器身施黄白色、白色釉,上釉均匀,釉里开冰裂片,陶胎和釉色非常接近早期瓷器。具有上述特点的陶器种类非常多,包括鼎、壶、瓮、四系瓮、大口尊、鐎、锜、锅、碗等。这些陶器的器形很明显是模仿岭南地区汉墓中出土的同类青铜器,但是陶质、陶色非常具有本地区的特色,并且具有相同形制的陶器极少在岭南地区汉墓中出现。因此上述器物可视为在岭南地区的影响之下,在越南境内地区产生的具有该地区特色的日用陶器。越南汉至三国时期的窑址也有发现,其中清化省三寿窑址的考古工作较充分。

景德镇陶瓷大学方涛助理研究员的分享为《基于元素成分分析的早期白釉器相关问题探讨》。方涛团队利用p-XRF原位无损分析方法,分别测试了湖南省博物馆藏5件东汉白釉器物和2件东汉青釉器物、河南安阳高陵曹操墓出土的1件白釉器物和1件青釉器以及北齐武平六年范粹墓出土的2件白釉器物胎釉化学元素组成。检测结果表明:范粹墓出土白釉器属低温铅釉陶;曹操墓出土瓷器属高钙釉,并且产地应来自我国南方地区;曹操墓出土白釉器与湖南省博物馆藏白釉器的釉料都属于高温釉,是我国早期白瓷的典型代表,但从胎釉化学元素组成信息来看二者之间并没有关联性,说明东汉时期我国早期白瓷的生产尙处于探索阶段;湖南省博物馆藏白釉器釉料K2O含量高达7%以上,是我国目前发现并经检测分析证明的年代最早的碱釉瓷器。就白瓷如何界定问题,方涛认为不仅要考察胎体的白度和釉的透明度,考察工匠是否有意制造白瓷也极为重要。




(二)岳州窑及汉六朝相关窑业的研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宁波副研究馆员以《岳州窑装烧工艺》为题,通过观察比对窑址、城址、墓葬出土岳州窑瓷器的装烧痕迹,将汉唐时期岳州窑装烧工艺分为六期。东汉晚期至孙吴前期为第一期,罐等器物口沿多刮釉,碗、釜类多叠置在罐之上,采用正向摞烧,少量使用玉璧形垫圈或圆形垫饼作为间隔具,已经注意到利用窑内空间,然而叠摞高度有限。孙吴后期至西晋早中期为第二期,除罐釜等大器外,也出现盏等小器,出现对口扣烧,部分器物内底刮釉便于套烧。第三期是西晋晚期至东晋前期,采用来自于浙江越窑的支钉间隔法,齿状支钉分为三齿和多齿,可以充分利用窑内空间,大大提高装烧产量。第四期为东晋后期至南朝刘宋,开始使用匣钵装烧,与洪州窑开始使用匣钵的时间大体相当,仍然采用齿状支钉间隔。第五期是齐至隋,齿状支钉等间隔具已经不用,转而采用器物内底圆形露胎以便于叠烧。装烧方法分为以伞状支烧具装烧和筒形匣钵装烧,匣钵装烧有一匣一器或一匣多器。第六段为唐代初期,碗、盏、碟等不见间隔痕迹,很可能是采用一匣一器装烧。杨宁波还比较了不同时期的岳州窑、洪洲窑与越窑,认为这三大青瓷窑场的产品虽在有的阶段难以区分,不过或是装烧方法有差异,或是胎釉不同,或是化妆土工艺不同,需要综合判断,装烧工艺是区分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公布材料时,需要适当增加器物俯视或底视,便于判断窑口。

武汉大学曹昭博士后带来的分享是《湖北鄂州瓦窑咀窑址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曹昭介绍了湖北鄂州三国至西晋瓦窑咀窑址2016-2017年度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情况,该窑共发现窑炉8座,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瓷器、窑具、砖、瓦等。曹昭认为瓦窑咀窑址是鄂州吴王城外以烧造日用陶器为主的手工业作坊遗址,也是湖北地区最早烧造青瓷器的窑址,其发现对研究湖北陶瓷史,以及早期青瓷技术的交流与传播等均具有重要意义。瓦窑咀窑址出土瓷器的器类主要有罐、壶、碗,装饰主要有席纹、水波纹、叶脉纹、弦纹、方格纹,胎多红褐色,釉多呈青黄色,部分褐色或黑色,经过检测可知瓦窑咀窑址出土青瓷为具有南方特征的高温钙釉瓷,窑具有筒状支烧具和三足间隔具。通过与同时期越窑、洪州窑、岳州窑的对比分析,曹昭认为瓦窑咀窑受越窑影响较大,孙权武昌建都客观上促进了包括越窑核心产区在内的长江下游居民向武昌地区迁徙,越窑青瓷技术因而在武昌地区得到传播。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易立研究馆员的分享是《川渝地区出土汉六朝瓷器初步研究》。易立对历年来四川盆地的成都、德阳、什邡、绵阳、三台、江油、广元及三峡重庆库区等地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六朝瓷器进行了研究,根据其胎釉特征分作甲、乙、丙三组。甲组瓷器的釉色偏翠青或青绿,胎釉结合程度好,主要产自岳州窑;乙组瓷器的釉色偏青黄,胎釉结合程度较差,主要产自洪州窑;丙组瓷器的胎釉呈色较深,釉面玻璃质感差,主要产自成都青羊宫窑。易立认为甲、乙两组外地瓷器是随着商业贸易活动进入川渝地区的,具体运输路线是通过长江水道,以三峡一带(巴郡和巴东郡下辖的江州、垫江、枳、临江、朐忍等)的市镇、聚落为中转站或集散地,再由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等溯流而上,流通至蜀地核心区。这些外地瓷器至少带来了器形、装烧工艺两方面的影响,成为青羊宫窑、邛崃窑等窑场的临摹、仿制对象,并且从根本上推动了本土制瓷业在隋唐时期的勃兴。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陈大海副研究馆员的分享是《六朝长干里越城遗址出土岳州窑青瓷概述》。长干里是建康城南郊一处著名地理单元,南京建城史的开端就是位于长干里腹地的越城。越城滨江控淮,是越灭吴后,建立的为对抗楚国的重要军事据点。六朝建都,长干里早已人烟阜盛,并成为都城的南部门户。近年对长干里越城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发现越城环壕、御道、水井等各类遗迹数百处,出土的遗物特别是青瓷数量巨大。长干里越城遗址出土的青瓷产品来自全国各大主要窑口,其中岳州窑小件标本500余件,占比约1/4,所占比重相当之高,是除湘阴本地窑址以外最为集中的一次发现。相较之下建康地区出土的岳州窑青瓷有着鲜明特色:高端定制、装饰精美。陈大海认为, 岳州窑青瓷在首都建康呈现的这种高端定制的现象反映了几个方面的问题:1、荆扬二州之间水路交通便利,岳州窑产品自身品质优良,具有不可替代性,是流行于都城的重要因素,而荆扬二州的竞争关系,可能在客观上刺激了岳州窑提高竞争力;2、岳州窑青瓷折射出荆扬之争过程中两地间的物质文化的交流和互相影响,特别明显的是在佛教文化上,遗址出的岳州窑部分产品如净瓶、圜底钵、大碗及部分纹饰都是为佛教寺院服务的;3、通过建康城典型遗址出土青瓷的观察,可发现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窑业格局的变化,即长江中游窑业的崛起与长江下游窑业的相对没落。




(三)长沙窑及唐五代相关窑业的研讨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俊会副研究馆员的分享是《广东唐代窑业及其产品行销考察》。广东已发现唐代窑址二十余处,主要集中于三个区域:珠江三角洲区域、粤东韩江流域、粤西雷州半岛。粤东韩江流域以梅县水车窑和潮州市郊北关窑为代表,珠江三角洲区域以新会官冲窑和高明大岗山窑为代表,粤西雷州半岛以遂溪长坎山窑为代表。从已做考古发掘工作的番禺曾边窑、梅州水车窑、潮州北关窑、新会官冲窑、高明大岗山窑等5处窑址看,产品质量较好的是梅州水车窑,石俊会认为,这与水车窑的馒头型窑炉前宽后窄的特殊结构有关。广东唐窑产品在广东以北区域基本没有发现的报道,而在唐代“广州通海夷道”沿线沉船或者遗址多有发现,例如印尼“黑石号”沉船、泰国、埃及福斯塔特等地遗址都发现有广东窑产品,说明广东唐窑产品(主要是水车窑和官冲窑及高明大岗山窑)依托内陆水路及唐代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行销到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东北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雪琨女士的分享是《邛窑十方堂遗址出土五代“类钧瓷”工艺研究》。邛窑十方堂遗址五代地层出土了一批高温釉彩瓷,其中部分瓷器外观与后世钧瓷类似,这类瓷器被考古学者称为“类钧瓷”。该研究即以此类“类钧瓷”为研究对象,通过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LA-ICP-AES)、X射线荧光光谱(ED-XRF)、体视显微镜的分析检测,讨论其工艺特征。检测分析结果显示:邛窑“类钧瓷”表面施有双层釉层,面釉蓝中闪紫,底釉为普通高温青釉,面釉铜含量高,或为铜离子呈色与结构呈色共同作用;据化学成分分析,“类钧瓷”面釉应是以底釉为基础,配入石英、草木灰、铜着色剂,从而形成蓝色乳光分相面釉;邛窑“类钧瓷”面釉颜色与后世钧瓷接近,在化学组成上共同具有低铝、高镁高钙、高磷、含极少量氧化锡的特点,但含量差异显著;邛窑“类钧瓷”在釉层颜色、釉层工艺上相似,但釉层化学组成存在明显差异,由此表明二者之间虽工艺相似,但不具承继关系。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陈超的分享是《安徽境内发现的长沙窑瓷器研究》。陈超收集整理了安徽省境内长沙窑瓷器的出土情况,发现长沙窑瓷器集中出土于长江以北的地区,具体分布在通济渠运河遗址,合肥、巢湖、寿县、凤台、六安等地区,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出土。产品类型主要有碗、执壶、罐、瓶、水盂、砚滴、盒、枕、纸镇等,其中以碗和执壶为最多。釉色主要是青釉,装饰是褐彩、模印贴塑褐彩、青釉绿彩。陈超把安徽境内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唐玄宗天宝年后至唐宪宗时期(时代是756至820年);第二期是唐穆宗至唐晚期。陈超认为,长沙窑的产品主要是沿长江销往沿江两岸,后到达扬州,转而通过邗沟,沿着通济渠到达皖北沿线城市,进而向洛阳、西安等大都市运输。在安史之乱后期,淮南道、江南道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大量北方人口涌入这些地区,提高了这一地区的社会消费水平和购买力,并且宣州、庐州和寿州又是产茶重镇,长沙窑生产的茶具也受到该区域民众的欢迎。

北京大学崔剑锋教授的分享是《唐代的高温“釉上”彩与双层“分相乳浊”釉技术》。崔剑锋对河南郑州市上街区峡窝M7出土唐青花和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绘瓷的彩釉工艺和绘画方式进行检测与研究,发现二者彩釉(钴蓝彩与铜绿彩)部分的助熔剂含量都高于周围的基色釉,这与典型釉下彩有别,说明采用了彩釉加底釉这种类似于后世低温釉上彩的彩绘方式,与低温釉上彩二次烧成不同的是,唐青花和长沙窑彩绘瓷是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上彩。值得注意的是,检测发现长沙窑彩绘瓷的褐彩是由纯氧化铁做为彩料的,褐彩颗粒度非常细,在微米甚至亚微米级,因此可以画出非常精细的笔触,检测样品的褐彩仅有部分溶解进入釉中,大部分在釉表面。崔剑锋认为,这种高温釉上彩技术和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点褐彩青瓷以及唐代的高温双层釉技术应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进而对年代相近的鲁山花斑釉瓷、长沙窑白釉绿彩瓷、邛崃窑类钧瓷的双层分相乳浊釉技术进行了综合研究。崔剑锋认为,窑工通过施加双层釉,增加了釉的黏度和厚度,使得釉层更易乳浊(气泡不易溢出);通过调整底釉配方,使得面釉和底釉形成两种成分的釉,从而人为产生分相条件,提高了分相釉烧成成品率;双层釉(多层釉)技术使得本来神秘的“窑变”变得人为可控,成品率大大提高。由此可见,唐代彩釉绘画、花斑釉、分相面釉三种装饰工艺的原理相同,彩釉实为用调入彩料的面釉在底釉上绘制规则的图案,而花斑则是使用面釉绘制不规则的斑状图案,乳浊分相釉则是将面釉罩在底釉上面,三者都是将一种釉涂覆在另一种釉上面,都是利用二者互溶性不好的原理,形成自己想要的效果。

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熊樱菲研究馆员的分享是《长沙窑釉彩的制作工艺探讨》。熊樱菲团队的研究对长沙窑彩釉瓷器的制瓷原料进行化学分析,对釉彩制作工艺进行科技分析和实验模拟,采用实验考古方法仿烧了长沙窑褐色、绿色以及红色彩釉瓷片样品,并通过与相关彩釉瓷如唐青花瓷和欧窑褐彩瓷的比较,探讨了长沙窑彩釉的制作工艺。实验分析及研究表明:长沙窑瓷器三类釉彩的主量化学组成都非常接近,色料较好地溶于釉料中,推断其配制釉彩采用了基础釉料加呈色矿物(铜绿彩中可能加更多助溶剂),而不同于明清时期景德镇等地采用单独制作彩料的方法;长沙窑三类釉彩的显微釉彩结构都显示彩料或溶于釉中,或浮于釉表层,与后世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瓷器的彩料沉积于胎釉结合部位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长沙窑的彩绘工艺可以称为高温釉上彩;通过铜绿、铜红釉彩的仿烧实验,推测当时长沙窑铜绿、铜红釉彩为基础釉料中加入了1-3%的铜料、窑炉环境为半密封状态,两种釉彩可以在同一环境中烧成,可见铜红釉的烧制工艺并不稳定,为偶然烧成;采用显微分析等技术对一些唐代出土的彩釉瓷器(欧窑褐彩、唐青花)作分析对比发现,,唐代可能有多个窑口采用了相类似的釉彩制作工艺。

故宫博物院侯佳钰副研究馆员的分享是《长沙窑釉色及工艺的科技分析》。侯佳钰团队利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扫描电子显微镜及热电离质谱计等多种分析手段测试了长沙窑胎体和釉层的成分、显微结构及锶同位素比值,以图科学揭示长沙窑的制釉技术,着重讨论了胎釉原料的差异和乳浊釉原料中添加石英矿物的可能性;并基于南北方制釉技术特征探讨了北方制瓷技术对长沙窑的影响。通过显微结构及锶同位素比值的分析,发现长沙窑胎体成分与南方典型瓷石类似,符合唐代南方窑口以单一类的瓷石原料制胎的传统,但是釉层中CaO含量较高,平均值在14%左右,明显可以归为钙釉系统,而青釉所用原料可能为瓷石和高钙的草木灰混合制釉,大致比例为8:2,从胎釉锶同位素分布的情况上来看,长沙窑青釉可能选取了与胎体原料不同的瓷石,这与唐代北方制瓷技术相近。长沙窑乳浊绿釉为分相乳浊釉,其釉料配方中除了唐代南方传统釉层原料——瓷石和草木灰外,还很可能额外添加了石英类矿物,来提高硅铝比,这也与唐代北方制瓷技术相近。侯佳玉认为,造成这一状况,应与安史之乱后北人南下导致的北方制瓷技术在南方传播有关。




(四)醴陵窑与宋元明清窑业及城市陶瓷考古的研讨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何安益研究馆员的分享是《广西区域湖南青瓷技术体系演变》。何安益主要从湘桂区域视角,观察两宋时期湖南窑业技术体系影响下的广西青瓷产业的发展态势和现状。通过对圆器、内底圆形印花、支钉圈、接足技术等技术指标的考察,可以发现广西宋代青瓷产品与湖南衡州窑体系关系密切,其影响范围涵盖广西大部分区域,包括桂东北的湘江、漓江、洛清江上游、贺江上游,桂中的柳江、红水河,桂西南的右江、桂东南的郁江等。衡州窑体系下的广西瓷业,典型窑口有全州县江凹里窑、永福县窑田岭窑等。其它窑口还有贺州富川水谷窑、桂林东窑、柳江立冲窑、忻城红渡窑、桂平窑岭村窑。何安益认为,这一类窑址的分布以湘桂铁路为南北纵轴线,以永州为支点,向湘江上游发展,进入珠江水系,以桂林为中心,之后向南、向东、向西扩散,远离支点,衡州技术因素衰减越明显,窑址时代越晚,在北宋早中期完全烧造与湖南衡州窑体系相同的青瓷产品,北宋晚期随着印花青瓷的兴盛而衰落。宋代广西衡州窑技术体系下产生的青瓷分布格局,与广西现今语言极其族群文化传统具有重合性,反映了宋代湖南文化对桂东北至桂西南广大区域的深刻影响。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兆云馆员在以《江西古代陶瓷文明的发展特点》为题的发言中,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成果,从宏观上分析江西陶瓷发展的特点及其地位。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江西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2831处,其中陶瓷类遗234处址,后各地又新发现了不少窑址,窑址的数量略有增加,目前总计251处,它们在江西境内环鄱阳湖的五大支流上的分布数量为:赣江流域67处、抚河流域24处、修水流域18处、饶河流域90处(其中昌江流域窑址79处)、信江流域38处,流向西面、汇入湖南省湘江的萍水河流域1处,流向广东省东江流域5处,紧邻长江南岸8处。李兆云通过梳理江西地区的窑业分布状况、瓷业发展面貌和陶瓷发展水平,概述了江西地区陶瓷文明的发展特点,指出江西地区窑业历史悠久、遗存分布广泛、制瓷传统具有延续性,遗存类型多样而规模庞大、陶瓷技艺先进、保护体系完整、窑业面貌丰富、产品行销世界,从而说明江西陶瓷文明在中华陶瓷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对世界陶瓷文明的影响和贡献。

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的分享是《江西萍乡南坑窑与赣湘青白瓷技术的传播》。秦大树依据2020年萍乡南坑窑区域考古调查资料,介绍了宋元时期南坑窑的生产状况,并根据初步整理成果,结合江西、湖南其他地区青白瓷窑址考古工作,对赣湘青白瓷技术传播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次南坑窑考古调查发现窑炉遗迹4座,皆为砖砌龙窑,与南宋以来龙窑向宽短变化的趋势相符,并存在多次修建使用现象;发现的矿洞与码头遗迹反映了南坑窑系统生产过程。调查共计19处区域,根据各地点发现器物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南宋后期南坑窑创烧,采用覆烧工艺大量生产青白瓷;此后青白瓷生产减少,质量下降,多使用涩圈叠烧法生产青灰釉、青釉以及酱黑釉瓷;入元后南坑窑终烧,以生产青瓷为主,并受龙泉窑影响生产仿龙泉青瓷。秦大树从成型技术、装饰技法、装烧工艺等各方面,比较了南坑窑与景德镇以及江西、湖南各区域青白瓷生产特点,发现宋元之际萍乡南坑窑的青白瓷生产与同时期赣湘其他地区青白瓷生产存在一定的共性,并与景德镇地区同时期的生产面貌区别显著,进而推测这些地区青白瓷窑业的兴起,可能并非景德镇窑工直接传入的结果,而主要是由当地窑户在吸收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基础上,主动参与生产的结果。关于青白瓷的入湘路线,秦大树认为,萍乡南坑窑与附近的渌水流域醴陵唐家坳、醴陵钟鼓堂等窑址处于同一生产区域,并且窑业生产面貌较为一致,景德镇青白瓷技术可以通过南坑窑进入湖南,但青白瓷的入湘路线可能不止一条,在赣西北潦河流域,以及湘东北的浏阳河、捞刀河流域发现的众多青白瓷窑址连成一片,可能也存在从赣西北经九岭山、连云山间谷地,从浏阳河上游传入湖南的路线,羊舞岭窑则可能与景德镇窑存在直接的关联。最后秦大树还对仿龙泉瓷器的问题做了扼要的概述,指出一些窑口的仿龙泉技术高超,识别龙泉窑瓷器与仿龙泉瓷时要更加谨慎。

湖南省博物馆方昭远副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醴陵地区瓷业发展简史——兼谈陶瓷技术交流的模式》。方昭远梳理了醴陵地区瓷业发展的概况:新石器时代已有陶器生产,并出现了白陶;东汉时期有规模较大的陶器生产窑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尚未发现瓷业窑址,瓷器大多来自岳州窑和长沙窑;五代至北宋时期,毛家岭窑址继承了湘江下游的青瓷烧造技术和传统;南宋到元以青白瓷为主,与景德镇制瓷技术关系密切,同时也对龙泉窑进行仿烧,品种丰富,工艺成熟;明清时期,目前发现的明代窑址较少,主要为清代遗存,以沩山为中心,主要烧造民用青花瓷;清末民国时期,醴陵瓷业在以熊希龄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奔走下,烧制出了釉下五彩瓷。以醴陵窑业简史为例,方昭远探讨了陶瓷技术传播的四种模式,对单纯使用、模仿生产、技术交融等三种模式进行举例阐述,又着重以清代醴陵青花瓷始烧为例对第四种模式“技术移植”进行了探讨,即窑工迁徙到外地开窑烧瓷,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广东青花瓷技术传入醴陵,不仅带来窑炉等生产和烧造技术,还带来岭南窑业的樊公信仰。

湖南师范大学李建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陶瓷研究新视角:城市陶瓷考古》。李建毛首先梳理了中国陶瓷考古的几个阶段:1、上世纪20年代起,以陈万里、叶麟趾等先生走出书斋,开始对古窑址进行考察 ,这一阶段的窑址调查 为一些不明窑口的陶瓷找到产地, 对一些已确定窑口的陶瓷器提供肯定或否定的实证,找到一批文献所载窑口的确切地址。2、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古窑址科学发掘,通过对窑炉、作坊的清理,结合窑区生态的考察,探究陶瓷的制作流程、工艺技法、装烧方法、产品种类及产品特征,以及形成的生产关系,也探讨同一窑场产品在不同时期工艺、装饰、器形的变化,不同窑场之间的技术传播及相互影响。3、自上世纪末开始对集市、码头、河道、港口遗址的考古发掘,水下考古全面开展,为了解和研究陶瓷的销售与流通提供了丰富资料。4、随着近年的城市化建设,城市遗址考古也全面展开,城市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瓷标本为陶瓷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李建毛强调了城市出土陶瓷的重要性:通过量的统计,分析各窑口在该城市的市场占有率,可以看出各窑场在该城市的影响;不同层位之间窑口产品数量的变化,可看出各窑场兴衰;出土瓷器的质量档次反映该城市的经济实力;不同地点出土陶瓷质量的差异,反映城市不同居住区的贫富差异,城市遗址出土陶瓷还能反映陶瓷的消费(使用、废弃)过程。李建毛认为,只有将窑址、生活遗址、墓葬出土陶瓷结合起来研究,才能真正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呼吁文博工作者加强对陶瓷使用与废弃过程的考察,更全面系统地发布陶瓷遗存的出土信息。会议最后,李建毛教授对此次研讨会做了学术总结。

(张兴国根据现场发言及会议资料整理而成,经发言代表本人审核)




与会嘉宾参观展览


与会嘉宾参观展览

主办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东风2村巷18号 邮箱:hnkgs0731@126.com  湘ICP备0810401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