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
2021年6月11日 信息来源:考古研究所湖南调查发掘团 目前浏览:897次


湖南长沙市的近郊,南北东三面,都是古代的墓葬区域。近二十年来,这些古墓被盗掘的很多,总计当已达千数以上。许多出土品都经过了古董商人,流入美帝及日帝的手中去。战前美帝还派人驻在长沙购买盗运出国。这实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大损失。解放后,长沙近郊进行建筑工程,在造屋平土及烧砖取泥的过程中,又时常发现古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了抢救文物,1951年遣派发掘团到长沙工作。10月18日开工,至次年2月7日发掘工作才全部结束,一共做了三个多月。工作人员有考古所夏鼐、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七人,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王文林二人。又湖南博物馆馆员程鹤轩也参加了一个时期。工作中,蒙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湖南文管会和省立博物馆筹备处等多方协助,是我们所要深加感谢的。


一  工作的范围

这次长沙发掘的地点,一共四处:(一)城北的伍家岭;(二)小吴门外的陈家大山,包括袁家岭;(三)城东五里牌的杨家山,包括徐家湾;(四)浏阳门外的识字岭(图一)。这四个墓地都是在小丘陵上。这些丘陵的表面是厚约一公尺的松软的红壤,下面便是坚硬的带有斑块的红土。在地史上,这红土层相当于华北的泥河湾或周口店的堆积层。古代的填墓,都打破了表面的红壤,掘入红土层中。现在平土造屋或取土烧砖的过程中,表面的红壤被移去后,墓口便显露出来了。因为墓中的填土和四围的红土层,色泽和质地都不相同,很容易识别;所以一露出来后便多遭盗掘了。


图一  长沙近郊古墓群的简图


这四个墓地,不仅地形和土壤相类似;便是墓葬的主要时代,也是大致相近的。在我们所掘开的162墓中(伍家岭73,陈家大山25,杨家山7,识字岭57),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共136墓,占全数84%。现在将四处发掘的收获,合并起来做报导。


二  战国时代的楚墓

早期的墓葬是属于战国时代的。墓室作长方形,深度有达8—9公尺者。常有斜坡式的墓道。地面上有时覆以土冢。墓室的大小,普通是2.3—3.0公尺长,1—2公尺宽。我们所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公尺,宽4.2公尺。楚墓大多是木槨墓,槨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枕木的槽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槨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槨盖的木板切一缺口后才能进去。保存良好的原因,是由于木槨的上下及四周,都有几公寸厚的不渗水的白膏泥。(有人以为是蜃灰,但经化学分析,知道即地质学上的粘土,并非是蜃灰。)木棺放置于木槨的中间,棺槨之间,留有空隙,以便放置殉葬品(图二)。因为长沙的土壤带酸性的关系,古墓中的尸骨几乎都己消蚀无留;但在棺木保存完整的楚墓中,不但尸骨尚存,连头发也保存完好。棺中的殉葬品有玉璧等。尸身的底下,有时裱以镂花的木板。木棺作长方形,内涂朱漆,外涂灰黑色油漆。外面在未上漆以前,还缠绕几道布帛(图三)。


图二   战国楚墓的木槨及木棺(在五里牌)


图三  完整的战国漆棺


楚墓的殉葬品,有陶器、铜器、漆器、木器等。陶器和铜制容器,以鼎、壶、敦()为最普通。小墓中至少也有这三种陶器各一件(图四)。鼎是高足的,和寿县楚墓出土的鐈鼎相似。敦作圆球形,有三脚,盖上也有可作足用的三钮,可以倒置。鼎盛肉食,壶盛酒浆,敦盛黍稷,都是日常所需要的陶器。我们195O年在平原省辉县所发掘的战国墓中,最普通的殉葬陶器是鼎、壶及细把豆(见科学通报2卷2期147页)。豆是盛“菹醢”用的,在长沙发现不多。两处所出的互相比较,都有鼎和壶,仅形状稍有差别。又长沙的敦相当于辉县的豆,或由于两处老百姓的日常食品不同,所以采用不同的容器。


图四  长沙战国时小墓所出的普通陶器

楚墓规模较大的,常有铜兵器如戈、矛、剑、箭和涂漆的弓,使人想起楚辞中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九歌》中的《国殇》)可见楚人的好武。戈矛的涂漆的柄,有时也仍保存。柄的下端有铜鐏,漆器有耳杯、剑鞘等。木器除了前面所说的雕花木板之外,有木梳、木俑等。其中以木俑为最可珍贵,多以墨画眉目,男俑朱唇有髭,衣缘皆绘有花纹,胸前有墨书文字(图五)。有些木俑的身上穿着用绢做成的衣服。这些木偶使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楚人的形貌和衣饰。又有铜镜,质薄,三絃文鼻钮,有很工细的蟠龙纹或羽状纹(图六)。丝带及有花纹的残绢也有发现。并且发现了37根有字的残竹筒,文字多不可识。但其中亦有可识的如“金戈八”及“鼎八”之类,大概是记录殉葬物的品名和件数。这些是现存的最古的竹简(图七)。


图五  战国楚墓的木俑


图六  长沙出土的战国式铜镜


图七  长沙出土的战国竹简及西汉木简

有几座墓大概是秦墓。楚顷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把楚国的郢都攻破,取洞庭、五都(渚)、江南,楚国君臣逃到陈城去。长沙大概是这时候入秦。我们发现了好几座墓,有印以“呈爰(郢锾)”或“两”字的泥板,当为楚的货币;但同墓中又出有泥半两钱,可知已采用嬴秦的钱币。在战国楚墓中,我们仅发现过铜的蚁鼻钱。就陶器而论,这些秦墓中出土方壶(钫)之类,也表示是荆楚到西汉的过渡期间。


三  西汉长沙王国的墓葬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吴芮为长沙王。文帝时,无子国除。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封庶子刘发为长沙王,累代继承,直至王莽时始绝。长沙成了王国的都城后,更为繁盛起来了。近郊的西汉墓葬,一般而论,较之战国楚墓,规模更为伟大,殉葬品更为丰富。西汉墓穴上的土冢颇大。墓道常作阶级式的,近墓室处常稍放宽。普通墓穴,长约3—5公尺,宽约2.5—3.5公尺,较一般楚墓为大。但以有高冢的关系,墓穴深度反是较浅,通常仅三公尺左右。除了大墓仍用一薄层的白膏泥包围木槨之外,通常汉墓都没有白膏泥,因之它们的木槨都已朽腐,只在墓底中间遗留两道放置枕木用的槽沟,和墓穴边沿遗留着用以插立巨型木柱的方穴。这次我们所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槨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槨盖早已腐朽无迹,四壁竖立着的木材也仅剩留近底处一端的残块而已。

这两座木槨墓中较大的一座(第401号),是在杨家山北的徐家湾,大概是长沙王室的墓葬。土冢高出地面五公尺余,直径二十多公尺,墓道向北,墓穴深度离地面8.8公尺,底部是长达21公尺,宽度前半13.7公尺,后半11.1公尺。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公尺宽6.8公尺的木槨,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做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可是仍剩余有一块重约250公分的金饼(等于汉代一斤),和二百余块铅锭子;此外有带灰褐色薄釉方格纹陶器、铜舖首、铜钟、陶灶、漆耳杯、漆盒、五铢钱等。漆器残片中有写上铭文“杨主家般”(盤)四字的,和毗邻的被盗掘过的长沙王后冢中所出的漆盤上“杨主家般今长沙王后家般”铭文的字体,完全相同,知道是属于同一家族。(长沙王后冢已被盗一空,出土物有些在湖南文管会。)这墓中又出一根木简,上有隶书“被绛函”三字(图七)。这是江南第一次发现的汉简。

另一木槨大墓是在伍家岭(第203号墓)。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掘过。墓穴长11公尺,宽4.4公尺,离现存地面约5公尺(图八)。原有土冢,已被削平。墓穴后半是主室,棺木已被毁坏。主室出土物有铜镜、铜博山炉、铜鼎及铜豆残片、漆案、漆耳杯、漆奩、陶罐、陶鼎、滑石壶、泥饼金等。有几个漆耳杯的底部刻划有一“贾”字,大概是墓主的姓氏。前室较主室为低,是作贮藏室使用的,幸而未经盗过。这前室里用木板分隔作南北两半。北半出了大批完整的陶器(图九)。这些陶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灰褐色薄釉、印有方格纹的硬胎陶罐;一类是质地较软、外表面包以银箔(?)、上绘黑色花纹的陶壶、陶钫、陶鼎和陶灶。有几个陶罐口上加以木盖,罐旁又发现有木制封泥匣,匣上墨书“鱼鲊一斛”等字。这些是标识罐中所盛的东西,原来当缚在罐口,因为缚绳朽腐掉了下来。又有木车模型一件,木俑三十余件和马俑残件。南半有木车模型三件、木船模型一件、木俑三十余件、马俑残片数件等。这木船长达1.3公尺,上有船舱,舱房之前有十六把小木桨,分置两侧,船尾有一长桨。木车的模型,双辕长1.06公尺,车高连伞盖达0.7公尺。车轮有十六辐条,车箱两侧及前面围以栏杆,现在经过整理研究后,已依原来尺寸加以复原。这车可以和我们1950年在辉县所掘的战国木车作比较(见科学通报2卷3期250页)。这些古代交通工具的发现,对于我国物质文化的发展史,供给了最珍贵的材料。


图八  长沙伍家岭西汉木槨墓(第203号)


图九  伍家岭第203墓地下贮藏室中的陶器


其他的西汉墓中,也发现了许多的殉葬品。铜的五铢钱以外,还有泥五铢、泥半两钱及泥饼金,一发现便是一大堆。这时已是铁器全盛时代,长铁剑及铁刀,代替了铜短剑及铜戈矛。铁剑有时附有玉璏(剑柄上的卫手)、玉璲(昭文带),便是汉书匈奴传所谓“玉具剑”。玉器有玉璧、玉瑱及蝉形的玉琀。环壁以滑石制的居多,一个墓中时常发现几个石壁,花纹多作圈饰,是由穀文变化过来的。相邻各圈连以直线,形成了菱形空格的网纹。这时候的铜镜较战国式的镜子为厚;鼻钮多作半球形;镜背面除花纹外,常有铭文一道。最普通的铭辞是“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铜制容器如壶、鼎、洗、镫、鍑(鍪)之类,也都有发现。其中一器有隶书铭文“时文仲铜鍪容二升重六斤二两黄能元年十月丙辰治”,知道这是公元前49年的制品。陶罐发现最多,其次为陶鼎、陶钫、陶壶、博山炉、瓦灶等。此外我们也曾发现铜印、滑石制容器、玛瑙珠子等。

到了东汉时代,砖墓盛行,用有几何花纹的墓砖,砌成墓室,长沙东汉的砖墓也很多。但是在我们所做的四处中,仅清理了八座汉代砖墓,都已被盗掘过;其中有几座已是空无一物,其余几座也仅剩不多的几件殉葬品。陶器除容器之外,还有陶屋、陶豕圈及陶仓之类,有些是红色陶胎,外加绿色的釉彩。墓中出有蓝色半透明的玻璃佩管等。这些砖墓时常堆砌在战国或西汉的土冢中,墓底便在冢内原来地面上,有时压住了战国或西汉的墓穴。


四  长沙的史前遗存

我们在杨家山北的五里牌发掘战国的楚墓时,注意到墓穴中填土是夹杂石器和陶片的灰土,大概是附近的史前遗址中移来填塞的。我们便将这些陶片和石器检出来,并且在附近找寻史前遗址;结果虽是未曾找到,但是我们确信这墓的附近必定有一个史前遗址,可能是已被破坏无余了。

关于湖南的史前文化,我们所知道的几等于零。我们初到长沙时,曾在湖南文管会看到几件由澧县送来的新石器(有孔石斧及小石锛),听说是当地离城十里的铁坑出土的。又看到一件小石锛,听说是长沙近郊的汉墓中出土的,可能也出于填土中,似乎不会是汉时殉葬品。

这次五里牌出土的陶片和石器(图十)数量虽不多,但陶片颇具特征。最可注意的是一种硬陶,作青灰色,表面压印有回字格纹、编织纹等。也有夹砂的粗陶,有鬲腿和鼎腿。石器是小石斧和菱形的箭镞。这些遗物,和江西樟树镇的新石器遗址所出的,最为相近(见科学通报1卷7期477-484页)。江浙一带的史前晚期几何纹陶(所谓“吴越文化”)、福建武平及福州横屿、广东的海丰陆丰及香港附近等的史前文化中几何纹陶片,也是属于这一系统的。由于这次的发现,使我们对于长沙古文化的了解,由战国时代更上推到史前的新石器时代了。


图十  长沙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及石器

我们这次长沙的发掘,是江南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正式考古发掘。虽仅工作了三个多月,但对于长沙的古代物质文化,增加了不少的新材料,使我们对之有更深的了解。发掘团的工作人数虽不少,但是配合长沙的建设工作,有时仍感觉到力量单薄,不够应付。这使我们深感到考古事业在人民自己的国家里,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关怀下,是有无限发展的光明前途。同时也感觉到我们自己的责任的重大,要用十二分的努力,才能负得起人民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执笔者  夏鼐)

(转载《科学通报》第3卷第7期)


(此文见《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6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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