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成果的文化生产力探析——以湖南大遗址保护实践为例
2020年9月30日 信息来源:熊建华 目前浏览:1173次

 

编者按:原文刊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出版。

 

据一个网上公布的统计,2011年的7万北京市考生中,北大的考古学专业1个录取名额有32人报名,可说是文科竞争最激烈的专业。这种现象的背景,可能与近年媒体出现的文物鉴赏节目、沉船打捞、一些考古发掘的现场直播等有关。

社会对考古事业的关注,并不仅仅停留在这种表面现象上。笔者注意到,“十一五”期间,地方政府,尤其是文物资源丰富的地方政府,在对待文物资源的态度上,已产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多由以前的被动参与文物保护变为积极推动、支持文物保护。这一转变,不仅与前述媒体报道有关,更深层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与这些年国家文物局推动的大遗址保护有关。

大遗址保护以及建立在大遗址保护基础上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以考古发掘与考古学研究作为主要支撑的。这种发展新现象说明:考古学可以在象牙塔里做学问,更要开门做学问,考古学研究也有自己的社会空间与现实担当,可以在学问与大众、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找到着力点。也就是说,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具有其他科学技术所拥有的特质,可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我们把考古学所具有的这一特质,拟称之为“文化生产力”。

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通过湖南的实践略加探析,希望引起关注与批评。


一、大遗址为地方发展注入强劲的文化活力

文化强省、强市、强县是近十年经常看到的口号,这个口号实际上包含了社会对文化生产力的认可。湖南是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省份之一,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演艺歌厅等方面的文化成果确实在全国口碑佳、业绩突出。但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后,湖南在这些方面的优势也仅仅停留在几台综艺节目上,而且,这些占优势的综艺节目在最近两年,也出现了复制者、超越者。

湖南文化的新活力在哪里?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湖湘文化的关注说明高层正在思考这一问题。而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注意到,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湖南新的文化活力之一。

湘西州州长叶红专在“2011年度中国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上很有感触地指出,20世纪发现的以龙山里耶古城遗址和永顺老司城遗址为代表的两大考古遗址,为神秘的、有厚重文化的湘西注入了一股新的、让人激动不已的文化活力。这种文化活力,正悄悄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热点。

这两大湘西新的文化热点,都得益于考古发掘与考古学研究成果。2002年,里耶发现古城、古井、秦简,尤其是1号井发现的37400余枚秦简牍,是过去出土秦简总和的10倍,被誉为进入21世纪的中国第一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里耶古城的保护利用很快成为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项目和文化旅游建设的重点工程。龙山县位于湖南省西北边陲,素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为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而里耶镇离龙山县城还有两个多小时路程,更加偏远,很少受到关注。考古发现及其建立在考古发现基础上的文物保护工程、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迅速改变着这里的一切。破旧的里耶七街八巷中,历史建筑有481栋,目前已修缮了358栋,成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重要遗存的本体保护工程,2005年10月开工,2006年10月竣工;里耶古城(秦简)博物馆,2006年立项,2010年10月28日竣工。这个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因文物保护展示项目的实施,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专门批示保护,贾庆林主席还到现场考察,湖南三届省委省政府领导专门批拨专款,原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和湖南现任省委书记周强亲自到场为建成的博物馆剪彩。里耶古城博物馆自去年10月开放以来,截至2011年10月,已累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以上。

经济发达地区,大遗址保护项目能提升当地发展战略的品位。长沙窑是全国重点大遗址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项目。该遗址地处湖南经济发展最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是长沙市“一江两岸”的核心区域。20世纪80年代长沙窑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确定了长沙窑的学术地位与世界影响力后,长沙窑的文化品牌和历史价值已成为当地的核心文化资源。随着大遗址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理念的深入人心,这个被悉心呵护了三十多年的文化资源开始成为当地发展推手。当地政府围绕这一资源,逐渐形成了“一江两岸三镇四岛五景区”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具体内容就是“一园三镇四岛五景区”,即“一园: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三镇:靖港、乔口、铜官三大文化古镇;四岛:月亮岛、蔡家洲、洪家洲、香炉洲四大江心绿洲;五景区:观音岩、斑马湖、谷山、黑麋峰、书堂山五大生态景区”。由此,一个地处长株潭两型社会实验区的文化自然生态圈初见雏形。

上述两个实例说明, 不管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考古发掘及其研究成果都有自己影响当地发展的挥洒空间,都可以为当地的发展注入新的文化活力。


二、大遗址是考古学实现文化生产力价值的方式之一

考古发掘与考古学研究揭示出古文化遗址的价值后,随之而来的政策支持、社会关注,可以把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能量充分地发掘出来。

长沙铜官窑遗址,不仅是“十一五”国家100项重要大遗址保护对象、国家首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项目,而且是国家文物局与湖南省人民政府“部省共建”项目、湖南省和长沙市重点工程。遗址所在的村也很轻易地获得“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和“湖南省历史文化名村”等称号,还被列为长沙市城乡一体化建设示范村。这种持续关注带来的支持是十分惊人的。近两年,这个小村已到位各类用于遗址保护及环境整治的资金达1.5亿,其中望城区政府投入6000多万元,长沙市政府投入6000万元,国家文物局投入大遗址保护经费3000万元。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在长沙大城市架构、城市发展空间以及在湖南长株潭一体化、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发展战略中显示出了很大影响力。

永顺老司城遗址则是另一种类型。永顺县与龙山县情况差不多,全县土地面积3810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占71.4%,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43.8万人,2010年全县生产总值30.8亿元,财政收入仅1.76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9638元、2942元。老司城遗址总面积25平方公里,规划中的老司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面积5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20.7万平方米。从1995年至今,湖南文物考古部门先后5次对老司城及外围相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考古发掘,该遗址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录,2011年被中国社科院评选为“2010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同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该遗址在2009年以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方上一直想扩大其影响,但没有很大进展。2009年开始,我们加强了老司城的考古发掘与科学研究,局面迅速改变,该遗址从一个普通遗址迅速进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该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也迅速提上了议事日程。地方政府也找到了扩大老司城影响力的方法。2010年以来,该县从有限的财力中筹资100万元,支持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投入1200多万元改造县城至老司城公路,投入200余万元进行公路两侧绿化,投入1050万元进行周家湾安置区场地平整、通电、通水及对遗址核心区25户15栋民房、106.26亩土地实施整体搬迁安置补偿等。考古工作迅速转变为富民工程。

考古发掘与研究在这两个遗址及其所在区域的影响,显示的正是一种文化生产力的释放现象。


三、澧阳平原史前遗址群保护实践的新启示

我们相信,考古学确实具有文化生产力这种内在能量,但如何通过我们主动作为,从理论到实践充分发掘这种能量呢?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还是很混沌的。我们通过大遗址保护的实践,虽有所感悟,但这种感悟有没有普遍意义呢?在澧阳平原的一些实践,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

澧阳平原位于湖南省洞庭湖西北岸,背靠武陵山脉东北边缘,面朝洞庭湖,面积近700平方公里,这里山地、丘岗、平原、河流、滩涂、湖沼多种地貌兼具。据郭伟民先生统计,20世纪70年代以来,澧阳平原发现旧石器地点近200余处、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遗存3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500处。迄今为止,澧阳平原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址有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9处,另有 15处遗址已作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备选项目向国家文物局申报并获得超过60%的专家支持。下面,我们想以八十垱遗址保护为例来说明澧阳平原考古学研究与澧阳平原史前遗址保护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

1.八十垱遗址的特点

(1)八十垱遗址的文化内涵有代表性,规模适中。

八十垱遗址位于澧县梦溪镇五福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主要文化层距今约8000~7000年,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1997年先后进行了6次发掘,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发现了环濠、挡水坝、墓葬、杆栏式建筑等遗迹、遗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木器以及百余种植物杆茎与果核、数万粒炭化稻谷和稻米。

(2)遗址现有环境具有洞庭湖区独特的水乡特色。

八十垱遗址海拔约25~30米。台地上主要生长乔木、灌木,如柳树、杉树、樟树、白杨树、小竹、柘茨;塘边及浅水处主要生长芦苇、水菖蒲;水塘或沟渠里主要生长物以野生菱角为主,间有慈姑、荷花等。

(3)现有居民情况在澧阳平原很有代表性。

遗址保护范围内有居民9户,人口52人,均汉族,人均年纯收入约5000元。经济收入以耕种水田、旱地为主。遗址保护范围内有水田约15亩、旱田约5亩、水面面积约18亩,多种植水稻(亩产约1000斤)、棉花(亩产约400斤)、油菜(亩产约400斤),也种些自用的蔬菜。每户也养鱼、鸡、鸭、猪等,多自产自销。村民也偶尔做点小生意,年轻人一般在外打工。

2.在八十垱遗址开展的工作

(1)编制了《八十垱遗址保护规划》、《八十垱遗址环境整治与展示利用方案》,并通过了国家文物局审批。

(2)开门做保护工作。省、市、县文物部门多次与八十垱村委会和遗址区居民座谈,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由于从实际出发开展保护工程,八十垱遗址的保护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忱欢迎。

(3)拆迁了叠压在遗址上的废弃建筑,并将一幢保存较好的建筑改造成了看护用房,该看护用房今后拟作为文物管理员值班、举办介绍遗址的小型展览、提供当地居民开展文化活动之用。

(4)对遗址区部分遗迹采取回填绿化的方法进行保护。

(5)采用树桩、小山竹、芦席为水体驳岸做护坡。

(6)对防洪灌溉渠道进行了疏浚清淤,整治了2000米。

(7)对出入遗址区的小道进行了可逆的硬化处理,改造了遗址外围影响百姓出行的一座危桥,优化了出入通道,加固了堰塘,按原状整治了稻田。

(8)目前正针对遗址区农田、旱田生产需求,帮助老百姓解决灌溉等一些实际问题。

3.八十垱遗址保护实践的几点启示

上述工作,我们都是围绕已有考古成果,结合社情民意、环境特点开展的,虽然仅仅取得一点点成果,但得到的启示是有价值的:

其一,在八十垱这类小型遗址中,只要我们的文物保护工程围绕遗址特色,坚持与农户共存共建共享,尊重当地农民正常生产需求,遗址区上的原居民就会由文物保护的旁观者转变为遗址保护的主人翁。

其二,在遗址范围内,少征地,不要农户搬迁,也可以达到文化遗产保护与方便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双重目的。

其三,澧阳平原大多数史前文化遗址与八十垱遗址情况类似,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星布于乡村、田野、农舍之中,且多为良田沃土。如果我们以城头山遗址为核心,以这些星罗棋布的、不同年代的、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遗址群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个节点,有计划地把这些节点用道路串联在一起,就可以提供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地理坐标,如果在各节点之间配以休闲、观光农业等方面的项目,整个澧阳平原有可能找到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发展模式。

这种启示提醒我们,考古学研究既要解决学术问题,也可结合民生工程做工作:

其一,在澧阳平原这样的地方,可以考虑分类分级开展一些以提升遗产保护展示水准为目的的考古学研究。城头山、鸡叫城等规模、内涵十分突出的遗址,可以作为澧阳平原史前遗址群的龙头来规划;八十垱、彭头山等重要史前遗址则可以作为不同类型的代表性遗址进行保护,直接面对普通老百姓生产生活需求开展工作,可以采取小而多的方式进行,争取达到“小投入、大效果”的目的。

其二,要有意识地将“考古文化遗产”元素作为澧阳平原发展的文化动力来使用。澧阳平原史前遗址分布密集,与现代农村景观和村落交错在一起,而且澧阳平原历史上就是湖南乃至全国重要的水稻种植区,明清时期还有聚落式的垸田开发。稻作农业尽管不是当今最赚钱的产业,但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古代文化遗址提供的元素发展这一传统产业,既可以满足国家的需要、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更能满足地方政府、当地老百姓的需要。尽管澧阳平原地下有灿烂的文明,但地上新的文化特色并未形成。考古学正是架设地下文明与现代发展桥梁的学问,在文化发展成为当今中国国家战略的大好时机下,这一学问必可为这样的地方带来与众不同的发展新风。


四、小结

中国考古学无疑主要是发现并解释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进程及其在人类发展史上的贡献的一门学科。从九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看,沿着这一模式中国考古学已经构建起了自己的学术大厦,成长成为了一级学科。但考古学似乎不完全是一门纯理论的学问,其中田野考古是这一学问形成今天局面的前提。毋庸置疑,中国是考古学的富矿区,近几十年来,不仅史前、先秦、都城等传统考古领域成果层出不穷,而且水下考古的成果也不时引起轰动。对于这些考古成果,我们有一批学者在默默地耕耘,发掘其学术价值;同时,也有一批学者,在将考古发掘成果与学术成果转变为一个个大遗址、一个个考古遗址公园、一个个博物馆,使其变成推动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湖南的实践,已带给我们诸多启示,而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启示显然会更多。我们相信,这是考古学内在的文化生产力能量的一种释放方式。考古学这种能量的释放,正是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继承与超越的考古学研究及其成果发力方式的变化之一,尽管这种发力方式的成败还需要进一步探析与实践检验,但其初步显示的魅力,是值得考古学研究者为之努力实践、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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