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何介钧先生
2020年5月9日 信息来源:柴焕波 目前浏览:1503次


何介钧先生走了,这些天来,我总是忍不住想他,思念他。作为一个杰出的考古学家,他的学术贡献不需由我再说,我想说的,只是在我自己成长过程中,那些让我印象至深的片段、那些让我温暖的细节,作为对逝者的追思。

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我的专业老师吴绵吉先生曾经指着《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这篇文章说,这样的文章,才叫好文章。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何介钧先生的大名。

1985年,我分配到湖南省博物馆,那时,何老师升任业务副馆长不久,头两年,我随他发掘过常德安乡、临澧一些抢救性工地,也跟着他走了一些县,看文物普查的标本。当时农村条件很差,住房连着猪圈,又脏又臭,但我仍睡得很香,他起得很早,到了早饭做好了,实在不能再睡时,才轻轻喊醒我。前两天,当我读到谭远辉兄“每次下工地他总是叫大家大清早出发”的描述,我又想到了这个细节,也体会到其中包含的慈爱。1987年,全国考古所长会议在长沙召开,有一天到外地考察,正式会员的午餐是香肠加面包,那是物质短缺的年代,我们会务人员只有简单的面包,可能是看到了我眼巴巴的样子,何老师悄悄将自己午餐中的香肠给了我。

1990年,我自愿去援藏开展文物普查,他起初并不赞成,见我态度坚决,也就没有反对,只是说,虽然你这几年不在单位,但评职称不会受到影响。一年后我从西藏返回探亲,他租了一辆中巴车,带着几位同事,亲自到机场接我,时隔多年,这些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青年时代,我兴趣广泛,在专业上却无所用心,大会小会经常听他的批评。我从西藏回来后,在远平兄的帮助下,得到了金则恭厅长的支持,举办我的西藏之行摄影展,我向何老师汇报此事,他欣然同意让所里出一万元赞助,还让我请长假制作照片,成全了我青年时代痴迷的摄影艺术之梦。后来几年,我一直潜心写作一本西藏的书,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出版经费有困难,所里可以支持一点。后来,这本书出版了,出版社承担了全部费用,但何老师对我的爱护仍让我铭记在心。后来,他还为这本书写过热情洋溢的书评。

1995年以后,我逐渐形成了湘西武陵山区的考古学和古文化研究的课题意识,试图将考古学与现代民族的起源有机结合起来,探索武陵山区的民族变迁和社会发展的人类学模式。我适时阅读了他的《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一文,以及他对于宽格青铜短剑的研究,他的这些研究,实际上已经为我铺了路,很显然,我后来的努力,只是在此基础上,用丰富的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寻求更系统、更完整的表述而已。我去湘西,开始他并不支持,主要是担心我在游离于田野考古的道路上走得太远,陷于华而不实的境地,我自己也非常苦闷,但客观上也让我及时反省,调整思路,让考古学研究和人类学、艺术追求在内心和解,重新感受考古学的魅力而激发起对专业的热情。

我终于把更多心思放在专业上了,我开始带着问题阅读何老师的每一篇文章,他的关于湖南新石器和商周时期文化谱系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原创的,陶器、纹饰这些材料,不是枯燥的二手资料的罗列,而是经过了他内心的熔炉,从胸中喷薄而出,一一如数家珍,在他的笔端,三湘云涌,四水浪卷,人剑合一,出神入化,你不由得被他的学术激情所感染。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将学术视为生命,同时,也和他青年时代的文学抱负有关,直到晚年,阅读小说一直是他的钟爱。

1999年夏天,郭伟民主持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发掘到最后,何老师带领我们到现场支援,在途中,我们请何老师推测墓主人身份,何老师坚定认为,应是第一代沅陵侯吴阳的墓。发掘至墓底,已经退休的胡德兴师傅亲自清理,一枚黑色的玉印章出现了,我们知道,验证何老师预言的时刻到了,墓坑上下一片寂静,时间似乎过得异常漫长,终于,听到了郭伟民平静而清晰的声音:吴阳。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何老师高超的学识所叹服,那时,还不流行现场直播,要是有的话,这个瞬间,不知可以引来多少人的惊叹。这惊叹的背后,是他在秦汉郡国建置方面的深厚功力,多年苦读文献的果实。

2002年6月,里耶古城、古井、秦简的大发现来得乍不及防,袁家荣所长亲自运筹全局,京沙兄、春龙兄分别负责古井的发掘和简牍的清理,我作为工地领队,主要精力放在古城和各处遗址的发掘,地层、年代和城址性质的判断。我返回长沙寻找资料,也找何老师听取意见,他给了我一本关于楚都纪南城的考古资料汇编,这是他压箱底的旧书,一本不起眼的非正式出版物,但它真是给力,城址、古井、墓葬发掘的案例皆有,且年代相当,可以现学现用,这让我在很短时间里控制了发掘的场面。他还叮嘱我,挖遗址,不能玩虚的,还是从地层、陶器入手,把分期做扎实。我还及时学习了高至喜先生的《长沙楚墓》和贺刚先生关于黔中郡的研究,对古城的性质作出了及时准确的判断,控制了大规模发掘的进程,并从容应对蜂拥而至的各路媒体。


作者与何介钧所长(右)在里耶古城考古发掘工地


何介钧与刘彬徽教授(左一)在里耶古城考古发掘工地察看资料


何介钧等专家在里耶古城考古发掘工地现场


里耶古城考古发掘工地合影

(从左至右:郭伟民、柴焕波、何介钧、刘彬徽、贺刚、龙金沙


2008年到2009年,我在永州地区连续发掘、试掘了18处商周遗址,并提出了潇湘上游商周文化谱系的初步意见,要点是将这个地区的商周文化划分为坐果山和望子岗两个平行发现的类型,而将望子岗类型与珠江流域的古文化联系起来。这纯粹是从考古资料本身的梳理中得出的判断。当时,何老师已经不能正常思考了,我只能披阅他的相关论述,希望找到可以支撑我观点的依据。在《湖南商时期古文化研究》一文中,他还是注意到了望子岗类型特有的那种高圈足豆,并特别提到了他曾在广东东莞村头遗址看到过它。只言片语,为我的立论增强了底气,同时,让我再一次见识了何老师敏锐的眼光。

我曾随何老师去过日本、去过香港,我见识过外界同行对他的尊敬,在那些场合,他言谈举止,总是那么的得体。在湖南各地,文物干部们对他的尊敬,都是发乎内心的。他是大家,但没有架子,与他在一起,不会让你紧张。那时,我们所里的会议从不沉闷,座中有周世荣、吴铭生这样的老先生,业务中坚是袁家荣、裴安平、王文建、贺刚诸位,我、有信、顺东、春龙、桃初,都是刚出校门的小辈,外界的信息、高超的评述,都在会议上交汇。我特别喜欢听何老师说话,说什么都是那么生动,对人的点评更是一针见血,他还善于讲笑话,先是不露声色,结果让听者乐不可支。当然,骂人发脾气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这拨年轻人,没少受过他的修理,但都是从工作出发的,不会是什么尘俗琐事,你的专业水平如何,你在专业上是否用心,是他看人的主要标准,这也成了我们考古所的传统。当然,何老师在人事和管理上,难免也会存在一些欠缺,尤其是到了他的职务晚期,由于病症的原因,性情上趋向焦躁,无意会伤及周围的人,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人品,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生保持了书生本色,待人赤诚,光明磊落,有话当面说,湖南人这种可贵的品格,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何老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他深爱的妻子,一对可爱的儿女,刚毕业时,有一次跟他出差回来,顺便在他家吃饭,他家墙上贴着他在日本野外考察的照片,房间布置得温馨雅致,让人羡慕。退休后,他因为疾病缠身,全仗彭姨和何力、何颖的悉心呵抚,让生命能够延续到现在,我曾看到何力和父亲搭肩而行的亲切背影,我为他们感到由衷的欣慰。

这些天,我一边读着他的简历,一边回忆着几十年来的点点滴滴,就像在读考古所的家谱,我为自己生活在这个谱系中,并拥有这样优秀的前辈而自豪。何老师去世后,我与郭伟民有过交流,我们都认为,我们这代考古学人,专业成长的每一步,都沾被着他学术思想的惠泽,他的鞭策、他的赞誉、甚至他的训斥,都已化作我们成长过程中的良药,他的存在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切切实实的一部分。同时,也因为自觉到这个谱系的存在,会让我们获得新的工作动力。

网络上“何介钧先生生平介绍”中的那张照片,是我喜欢的,呈现了他的丰彩,也是我们心目中老师的形象。他的生命不光属于他的肉身,他已活在许多人的心中,活在他传世的著作中,他的名字已经载入了历史。

何老师走了,想到这几年,他疗养的地方近在咫尺,我却没有抽时间去看望过他,一切为时已晚,自责和愧疚让我彻夜难眠,难以释怀,故而撰此小文,略述陈迹,在他的灵前祭上一瓣心香。

敬爱的何介钧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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