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祥的长者 平易的宗师——回忆我与何介钧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2020年5月4日 信息来源:谭远辉 目前浏览:389次


惊闻何介钧先生仙逝的噩耗,心中无比哀伤。我与何介钧先生相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省博物馆与考古所尚未分家,何先生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主管考古部工作。我当时还是津市文化馆一名临聘人员,协助李传发同志(当时为津市市文物专干,后为津市市文物管理所所长)从事津市的文物工作。我与何先生的机缘在1986年,当时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普查结束后,由我编写津市文物普查成果资料汇编。初稿完成后,李传发同志让我带上资料和采集的部分遗址标本到省城向何所长请教。我当时三十刚出头,做文物工作是初出茅庐,我背着记录、图纸及标本乘船前往省博,径直找到何先生办公室,向何先生做了自我介绍,便打开背包,将所有东西摊在地上,请何先生过目。何先生稍稍看了一下,我就感觉到他不加掩饰地露出了欣喜之色。他立即叫来了袁家荣、王文建、裴安平、郑元日等先生,高兴地说:“他是津市老李那里的,你们看,咯匝伢子的图画的真好,字也写得漂亮。”诸位先生看了也都点头认可。看完后,何先生和诸位先生又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我一一如实奉告。大家感到很惊奇,怎么冷不丁就冒出这么一个稀有动物。打这以后,我便与何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者与何介钧所长(右)在北京景山公园

后来考古部从博物馆分出来,成立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先生担任所长。当时所里没有专职绘图员,于是我就成了考古所的兼职绘图员,所里有重要的绘图任务,何先生就向津市要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何先生和考古所的专业人员都知道津市的谭远辉图绘得好。1990年,楚文化研究会第五次年会在湖南召开,我又逮到进一步展示自己的机会,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一篇起步文章——《试论朱家台西周遗存与楚文化的关系》,又带着文稿专程到长沙向何先生及诸位老师请益。何先生看后赞赏有加,并在考古所广为传阅。因为这篇文章我破例参加了这届楚文化会,因为我当时并非会员。在小组讨论会上何先生还极力推介这篇文章,会后又将文章收入论文集。

当然,湖南考古界不缺研究人员,所以我的强项还是考古绘图。1992年,启动了澧县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由何介钧先生任领队。这以后,每年冬季都有一次发掘。1992年是试掘,何先生委托澧县文管所的曹传松所长和湖南师大的单先进教授进行。1993年正式发掘开始,我参加了这次发掘,但没参加几天就因津市本单位有抢救性发掘任务而离开了。1994年冬,城头山遗址发掘大兵团作战,从全省各市、州、县抽调业务人员,我亦应召参加。何先生委我以重任,负责第四区(墓葬区)的绘图工作。1995年小规模发掘,我没有参加。从1996年到2000年的发掘,我都是何先生点名必须参加发掘的成员,而且命我为总绘图员,负责所有发掘总图及主要遗迹、地层图的绘制,并对各探方分图进行把关、规范。这期间经历了三年中日联合考古和两次申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我不辱使命,使图纸完善精准,何先生非常满意,由此获得了他的高度信任。何先生是性情中人,毫不掩饰其恼怒,也毫不吝啬其赞誉。做事雷厉风行,每次下工地他总是叫大家大清早出发,这样到达目的地时间就较充裕。在发掘期间,无论晴天下雨,每天大清早他总是一个人要走到工地转一圈,研判一下前一天的发掘情况,谋划当天的发掘方案。

发掘工作结束后紧接着就是城头山遗址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的编撰,何先生任主编,考古所多位专业人员参加。何先生又让我负责报告绘图,那时候无论绘草图还是线描图,都是纯手工,报告插图排版也是手工粘贴。由于报告体量大,绘图任务很艰巨。何先生对我说:“有你给我做这件事,我就省心了。”在这期间还进行了几次补充发掘,我也自始至终与何先生在一起。通过与何先生的长时间交往,聆听教诲,使我在专业技能和理论水平方面都有所提高,同时何先生的工作作风,敬业精神和谦逊平易的长者风范也使我获益匪浅。尤其一件事对我感触很深。大概是2004年冬天,天气很冷,城头山报告编写后期,我有事要问何先生,找到当时资料室(现三楼财会室),发现何先生一个人在那里查资料,改书稿,房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我看见他手都冻红紫了,看着都有点瑟瑟发抖。我说:“何所长,您怎么不去空调房里弄呢?这里这么冷。”他嘿嘿笑道:“还好。”

他对我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除在考古所工作期间对我的生活周到安排外,还将关乎我切身利益的事放在心上。我是1990年农转非进入体制内,1994年评聘中级职称。由于我只有高中学历,申报高级职称需要破格,条件很高,很苛刻,我望而却步,以致十来年都不敢越这个雷池。2004年上半年的某一天,何先生问我现在是什么职称,我说中级。他说几年了,我说快十年了。他说怎么还不申报副高职称呢?我说要破格,条件达不到。他说,什么条件?你不够条件谁够条件?赶快报,趁我现在还在评审组负责,我给你联络省内专家联名向人事部门推荐。于是他亲自撰写推荐信,签名,并逐个找熊传新、高至喜、刘彬徽、周世荣、袁家荣等省内有影响力的专家签名,并由考古所盖章推荐,然后将推荐信交与我。对我说,你把津市的工作做好,省里的事交给我。当年我就向津市人事局申报,通过,材料报到省人事厅,何所长立即委托主管人事的副书记李利人去打听消息,李书记回来说,卡住了,材料上面盖了一个长章,大意是“资格审查未通过”。何先生又要李书记赶快去省文化厅,要主管人事的负责人去和省人事厅沟通,说“这个人一定要通过,就说是我说的。”过了两天何先生告诉我,资格审查通过了。我当时异常感动。要不是何先生这样帮助,我恐怕这辈子都要望高级职称的门槛而兴叹。

在城头山考古报告编辑出版期间,还同时出版了《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也是何先生任主编,我负责图纸绘制及编排。编辑分别是楼宇栋先生和张庆龄女士。每次去文物出版社都是我陪同他去,因为编辑会有文字及图纸的修改要求。那时候何先生就已经有点健忘了。经常找随身物品,如眼镜、笔、记录本等,刚用过不久就不知放哪儿了,到处找,于是我就帮他找,其实有时就在边上。有一次编辑张庆龄头天给他讲了一些事,他当时也答应了,第二天问他,他说:“你冇给我讲啊。”编辑有点愕然。我将编辑叫到一边,给她说了何先生的病情,并要她有什么事情先给我说一下。那时候何先生才60多岁,退休不久。我们知道,那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初期表象,大家都非常惋惜。

作者与何介钧所长(右)、楼宇栋(中)在岳麓山

城头山考古报告编辑完成后,何先生还对我说,他还准备将华容车轱山遗址考古报告编写出来,这样他就没有欠账了,他要我一定帮他完成这项工作,我毫不迟疑答应了他。而且他也开始收集相关资料,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病情已经越来越沉重,恐怕难以遂愿,果然后来就没法做了。但是车轱山遗址的资料确实很重要,编写报告很有必要。可巧的是,2016年,郭伟民所长又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虽然史前考古不是我的强项,但是为了了却何先生的心愿,我应承下来了。后又进行了一次补充发掘,现报告编写已接近尾声。何先生却已经永远告别了他念兹在兹的考古事业,他一定希望《华容车轱山》这部考古报告尽早出版,我愿向他老人家保证,一定不辜负他的心愿,让他含笑九泉。

何老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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