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 告
2020年5月2日 信息来源: 目前浏览:1854次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何介钧同志因病于2020年5月2日上午7时59分逝世,享年80岁。

遵照家属意见,何介钧同志丧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收奠仪。谨此讣告。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日


联系方式:邮箱 hnkgs0731@163.com  微信号 gwm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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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何介钧先生生平介绍


何介钧(1940—2020)湖南华容人,考古学家,湖南考古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1961年7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五年制本科)毕业,历任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业务副馆长。1986年筹建成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所长,并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铜鼓研究会常务理事,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他一生致力于湖南的先秦考古与研究工作:通过长期的田野发掘与研究,构建起环洞庭湖乃至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和框架;1991年-2002年,连续主持澧县城头山遗址多年度考古发掘,为了解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社会、文化与中华文明进程提供了一个典型标本;他以考古学方法对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进行了整体性研究,使该领域研究脱离了以往单纯依靠零星出土青铜器的阶段,整体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对先秦时期华南地区楚、越、濮等古民族文化、中国古代陶鬲、秦汉历史地理等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研究。他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为湖湘地区乃至中国南方地区的考古工作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简历

何介钧于1940年元月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1951年考入华容二中(原南山中学)读初中,1953年入长沙市一中读高中,然后于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后分专业,其时年仅17岁的何介钧,报名进了考古专业。从此一生投身于田野考古工作与考古学研究之中。

1961年7月,何介钧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当时全国二十六所重点大学之一兰州大学历史系任助教。一年后,他被调回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从事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1963年3月至7月,他负责长沙南郊几个基建工地古墓的发掘,并整理发表了简报。但不久就被抽调参加当时湖南省委组织的社教工作团,直至文化大革命。1969年,干部下放劳动,他又和其它人一起被下放到农村,在乡野田间呆了三年。这样直到1972年4月,因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出土的大批材料需要整理出版专题报告,才被从农村调回,重新开始他专业的考古工作。

1972年至1974年,他便主要从事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材料的整理与发掘报告的编写,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长沙马王堆二号与三号汉墓的发掘,同时承担了两次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陈列的内容设计。

1974年和1975年,何介钧又先后参加了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和平江献冲舵上坪两个遗址较大规模的发掘。在此之前二十多年,湖南田野考古基本都局限于墓葬的发掘,三元宫和舵上坪两个遗址的发掘,使他深感湖南地区考古工作的落后,所以他决心开拓新路,把自己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投向湖南史前与商周时期遗址发掘,以期把湖南的考古工作推进一步。

1977年至1978年,他参加了农村学大寨工作团,考古工作暂停了一段时间。78年秋从工作团归来,他便立即奔赴湘西北,位于洞庭湖平原的安乡县,主持组织了汤家岗与度家岗两个史前遗址的发掘。其后几年,他便长期奔波在三湘大地的山水田野间,至1982年底,先后主持发掘了安乡汤家岗、澧县丁家岗、湘乡岱子坪、岳阳费家河、石门皂市等十余处史前与商周时期古遗址。这一系列发掘工作,使他对湖南新石器时代与商周时期的古文化有了系统的了解。在大量积累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先后写出《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湖南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区探索》、《古代越族的青铜文化》、《先楚与早期楚文化遗存》等一系列份量较重的综合性研究文章,对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分区及彼此间的关系,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期与分区,古越族青铜文化的分期,楚文化的渊源与形成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一系列自己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颇大。

1983年,何介钧升任湖南省博物馆业务副馆长,接下来三年时间,因职务关系,他的精力转向博物馆馆内文物陈列方面,但其间也做了一些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如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等,另外还承担了《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大型专刊的修改与归总工作。

1986年,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从博物馆中独立出来,组建成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介钧担任所长,主持全省的文物考古与研究工作。担任所长后,他并未让繁杂的行政领导事务影响到自己在考古实践与学术研究道路上的继续精进,1986年至1990年这段时间,他个人亲自带队完成了临澧九里大型楚墓的发掘,配合湘西地区三江口水电站与五强溪水库建设多处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工作,以及澧县孙家岗龙山时代墓地的发掘。80年代未他还独立主持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湖南省三千多处古遗址的审核。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何介钧考古专业方面的精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这也是他考古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田野发掘。该发掘工作从1991年持续到2002年,跨12个年度,总发掘面积六千余平方米,何介钧一直担任领队之职。他以聚落研究的目光在宏观上设定学术目标,明确发掘目的,并主持制定各年度的发掘方案与工作计划。经过多年度系统而有计划的发掘,不仅揭示出城头山这座史前古城从一个普通环壕聚落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址,再到没落废弃,两千余年的发展变迁史,更试图系统完整的揭示出遗址内不同时期的聚落功能分区。该遗址的发掘为了解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的社会、文化与文明化进程等提供了一处典型的聚落标本。该遗址1992年度和1997年度的发掘分别因揭示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垣和早至汤家岗文化时期的水稻田而被评为该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入选“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

2007年,由他主持编篡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澧县城头山》出版,将城头山遗址多年发掘成果系统而全面的刊布于众,也为他四十余年的考古生涯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时的他已经因为年龄与身体原因,记忆力严重衰退,不得不离开了他奉献一生的考古事业。但他四十多年不畏艰辛、孜孜以求的田野发掘与研究探索,已经为湖南考古事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

何介钧在湖南从事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四十余年,先后撰写发表考古报告与研究论文五十余篇,主编及与人合著出版专题报告与学术专著7本。他先是致力于马王堆汉墓的整理与研究,后意识到史前和商周时期考古是湖南最薄弱的环节,七十年后期,其兴趣和精力便转向于史前和商周时期古遗址的发掘与先秦时期古文化的研究。概览其四十余年考古生涯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可以发现,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四个方面,每一方面都成绩斐然。

1.湖南及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构建与研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湖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尚处于萌始阶段。虽然各地零星有石器发现的消息,并且也做了一些遗址的实地调查,采集到一些石器与陶片,但基本上未做发掘,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认识处于混沌迷蒙的状态。认识到湖南考古工作在这一块的薄弱,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何介钧将自己精力转向了湖南史前与商周时期古遗址的发掘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利用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在洞庭湖地区连续发掘了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揭示出一大批特色鲜明的遗迹与遗物,并获得丰富的地层关系,使人们认识到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丰富多彩的面貌。

当时,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还是建立考古学文化谱系,编制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苏秉琦先生也适时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思想,成为全国考古工作的指导。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从本地区特有的考古学文化出发,构建本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与谱系,便成了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首要任务。

何介钧以自己在洞庭湖区发掘的多处层位关系清晰、遗物丰富的遗址为切入点,详细分析这些遗址的发掘材料,并总结相邻的湖北江汉平原地区历年发掘资料,在1982年写成《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一文,系统的阐述了当时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时期文化(即后来的石家河文化)的基本特征、分期、类型和相互关系。构建起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框架。在长江中游考古学文化谱系这个大区域视野之下,他将湖南洞庭湖区三个连续的考古学文化取名为“大溪文化三元宫类型”、“屈家岭文化划城岗类型”和“石家河文化划城岗晚期类型”,使洞庭湖区原始文化的序列建立起来,为湖南省其它地区序列的建立提供了比较的标尺。

后来,随着更多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大量新材料被从地下破土而出。原来大片空白的湘中、湘南和湘西也都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湘江和资水中下游地区及沅水中上游地区一批新的考古学文化被揭示出来,文化面貌逐渐清晰。同时在洞庭湖地区,随着考古学研究的进展,原被归入大溪文化最早一期的汤家岗文化遗存被辨认并分立出来,更早的皂市下层文化与彭头山文化也被田野发掘揭示出来。何介钧先生及时吸收这些新的材料与研究成果,通过《湖南新石器时代的分区研究》、《洞庭湖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探索》、《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结构研究》等等一系列综合性论文,对自己八十年代初期初步构建的湖南及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虽然他构建的这个谱系中有一些问题,如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之间的承袭关系等,在学界至今仍属有争议的问题,但他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与研究,在这一领域为后来者奠定了基础。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何介钧先生对湖南及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也已经不再局限于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构建,而是引进新的研究方法与概念,试图对区域史前社会发展史、社会组织分层与分化及文明的起源等问题进行揭示、探索与阐释。这体现在他从1991年至2001年主持城头山遗址发掘时的工作思路与工作方案上,也体现于他九十年代以后系列相关学术论文与专著中。最集中最全面的体现是在他2004年出版的学术专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其中列出专门的章节对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组织形式与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稻作农业起源及史前古城的起源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2.推进湖南商周时期考古与历史研究

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湖南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的研究基本上都还是单纯的对零星出土青铜器的研究,商周时期考古工作十分薄弱。七十年代后期,何介钧将自己的精力转向史前考古的同时,也转向了商周时期考古。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他主持发掘的一大批古遗址中,像岳阳费家河、石门皂市等一些遗址中都包含有丰富的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存。1984年,他发表《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区探索》一文,研究对象与材料不再局限于各地零星出土的青铜器,而是从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中所采集到的各种遗物,主要是陶器入手,将湖南地区划分为澧水流域与沅水下游、沅水中上游、湘江中上游和湘江与资水下游四个区域,对各区域商周时期古文化的面貌与特征进行了阐述和研究。使原本一片迷蒙混沌的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日渐清晰起来,从而将湖南商周时期考古与历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此后,随着湖南全省文物普查中大量包含商周时期遗存古遗址的发现,以及省内及邻省地区系列商周时期遗址的发掘与材料的发表,他于1996年又写成《湖南商时期古文化研究》一文,对当初的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分区进行了修正,并对各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期阐述与研究。

湖南是中国南方地区出土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总数超过四百件,且不乏举世闻名之重器,像人面方鼎、四羊尊、象尊、虎食人卣等。但多年以来,关于这些青铜器的性质、来源、族属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困扰学术界的难解之迷。何介钧将考古学文化区系研究的方法引入进来,无疑为这一问题的破解开辟了一条路径,提供了钥匙。八十年代以后,他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在事实上指导和推动着湖南全省商周时期青铜器、古文化及历史的研究。

3.对楚、越、濮等华南地区古族文化的研究

何介钧四十多年考古生涯,其学术研究的立足点一直是湖南各地区先秦时期之古文化。但湖南从地理位置上看,是輨辖南北、连贯东西,在先秦时期起着长江上下游之间的中继、中原与岭南之间桥梁的作用,境内古文化与周邻地区的联系十分紧密。所以在学术研究中,他的目光从来就不局限于湖南一省,而是要更远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更宏观一些。如他对湖南省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是放在长江中游这个大区域背景之下进行的,又如他在研究湖南各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时,对商文化在整个华南地区传播扩散问题的关注与探索研究等。但最能体现他跨区域研究宏观目光且取得卓越成效的,还是他对楚、越、濮等华南地区古族文化的研究。

先秦时期,湖南及邻近地区的民族情况实际上非常复杂,但是史籍记载寥寥,且充满矛盾。何介钧在对湖南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时,开始尝试利用各地考古发现的材料,与古代文献相结合参证,对先秦时期生活于华南地区的楚、越、濮等主要古族的物质遗存进行辨析,对其文化进行探索研究。他于1983年在《求是》杂志第四期上发表的《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是他在这方面的首次尝试与探索。后来,他的目光便跳出湖南一地,从一个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对这些古族文化进行探索和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中期,他与中山大学何纪生教授一起拟就提纲与基本思想,然后由他自己执笔写就的《古代越族的青铜文化》,是当时针对先秦时期古越族文化,资料收集最丰富,论述最全面,涉及地域最广泛的一篇研究文章;他与人合著的《制造和使用铜鼓是濮系民族古代文化的特征》对百越与百濮两个族群进行了区分,论证北流型铜鼓是由百濮系统民族创造和使用,并与近代民族进行了联系;九十年初,他对湘西和湘西北地区先秦墓葬中出现的一种形制较为特殊的宽格青铜短剑进行分析研究,推断其是濮系民族所创造,为寻找濮系民族物质遗存提供了一个标尺与范例;九十年代中期,他又通过《楚鬲试析》、《关于楚蛮和楚族族源的断想》等论文,对楚族和楚文化源流进行探索研究,并提出自己系统而独到的观点。

4.对马王堆汉墓与秦汉时期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

除以上诸研究领域外,何介钧在对马王堆汉墓与秦汉时期区域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方面也卓有成效。他在湖南从事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最初便是致力于马王堆汉墓的整理与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参与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大型考古专题报告的编著,也参与了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发掘,负责考古发掘现场的资料记录,后来又担任了《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主编。八十年代初,他与人合著的《马王堆汉墓》一书还获得了当时由中国历史协会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爱国主义历史读物奖。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他又为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著作了另一本《马王堆汉墓》,系统而全面地评述了马王堆考古发现的发掘经过、出土文物状况以及三十年来各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正是以对马王堆汉墓的研究为基点,又结合文献记载与各地考古工作发现的秦汉时期遗存,何介均对湖南地区秦汉时期地方地理的研究成绩斐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便在《历史地理》上发表《汉桂阳郡建置时间考》一文,考证了汉桂阳郡的建置时间,进而论证了西汉在郡国并存时,诸侯国内设郡这一政治制度,从而对王国维《汉郡考》中的观点提出了修正,对汉代历史地理研究有重要价值。2005年,他又撰写了《“秦三十六郡”和西汉增置郡国考证》一文,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根据自己多年对历史文献的研读,结合沅陵窑头古城区域考古发掘的墓葬资料与湘西里耶新出土不久的秦简资料,对黔中、洞庭、苍梧郡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变化及建置、名称的消失等问题进行的考证。指出洞庭与苍梧虽在秦时曾经存在,但洞庭郡后改名长沙,已列入《汉志》秦三十六郡中,苍梧则在秦末被分解不复存在,未列入三十六郡中,而黔中郡则为战国时楚之郡置,“秦三十六郡”中并无黔中郡。从而厘清了“秦三十六郡”所指这一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

何介钧在湖南从事考古事业四十余年,学术研究从秦汉到史前,到商周,到古民族,跨多个时段与领域,且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学术研究跨多个领域,这差不多是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们的共性,概当其时新中国考古学发展初期,人材匮乏,而各时期考古材料的不断出土,使得他们不得不同时兼顾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但能在每个领域都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却是让我等后辈学者高山仰止。对此问题,何介钧有自己的认识,他在自己一本论文集的编后记里说道:“由于我在开始对湖南先秦时期古文化进行工作时,这一领域还处于混沌迷蒙的状态,因此,我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初创性、探索性。当然,这一特点无形中提高了我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也给我初期的研究结论往往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随着工作的深入与进展,一些观点和结论往往不得不自我改变、修正,更多的是自我完善与补充。”老一辈学者谦虚务实的学风跃然纸上。

而何介钧数十年考古生涯中,与其学术成就相辉映的,是其对后进考古学人才不遗余力的指导与培养,并取得累累硕果。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便曾多次带领指导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和湘潭大学等考古专业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实习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多次到湖南师大、湘潭大学讲授专业课程,1984年还曾受聘担任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1986年他担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后,更是在客观上指导着湖南省全省的文物考古研究工作。当时湖南省各市县文物考古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很多地区都基本为零。何介钧先是借当时全省文物普查,培训市县调查员之机,向各市县文物工作者灌输文物考古专业知识,教授田野调查方法。九十年代,他主持城头山遗址多年度的连续性发掘,便在城头山以举办短期田野考古培训班的形式,先后为全省各市县培养了大批考古专业人才,构成湖南省基层文物考古工作的中坚力量。而对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年轻的专业人员,他更是不遗余力的指导、督促、鞭策和激励他们多做研究,尽快出成果。时至今日,他当初督促过的年轻考古工作者很多都已经成长为学界的知名学者,他们提起当年的老何所长时,一个普遍的观感是:他很严厉,但要感谢他的严厉,使我们能够很快成才。

依然是在其论文集的编后记中,何介钧写道:“而我最大的愿望,也就是为年轻一代的考古学者们提供一个继续前进的新起点。”他做到了,事实上,他不仅为年轻的考古学者们提供了一个继续前进的良好起点,更鞭策激励了一大批年轻的考古学者在学术道路上奋勇前进,攀登向更高的学术山峰。



三、何介钧主要论著

何介钧,周世荣,熊传新.1974.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何介钧,张维明.1982.马王堆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何介钧.1982.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湖南考古辑刊1。长沙:岳麓书社。47-67。

何介钧.1982.汉桂阳郡建置时间考。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85-87。

何介钧.1983.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民族分布。求索,1983.4。111-118。

何介钧.1984.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分区探索。湖南考古辑刊2。长沙:岳麓书社。120-127。

何介钧,何纪生.1986.论古越族的青铜文化。湖南考古辑刊3。长沙:岳麓书社。

何介钧,吴铭生.1986.制造和使用铜鼓是濮系民族古代文化的特征。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52-160。

何介钧.1992.商文化在南方的传播。华夏文明第3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68-289。

何介钧,郑元日.1993.关于湘西、湘西北发现的宽格青铜短剑。文物,1993.2。87-93。

何介钧.1994.关于楚蛮和楚族族源的断想。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1-23。

何介钧.1994.楚鬲试析。湖南考古辑刊6。长沙:岳麓书社。177-185。

何介钧.1996.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界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83-209。

何介钧.1996.湖南商时期古文化研究。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47-68。

何介钧.1996.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

何介钧.2004.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何介钧.2004.马王堆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何介钧.2004.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何介钧.2005.“秦三十六郡”与西汉增置郡国考证。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349-356

何介钧.2007.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主要参考文献

何介钧.1996.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

何介钧.2005.“秦三十六郡”与西汉增置郡国考证。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349-356

何介钧.2007.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撰稿人:

何介钧学术著作细目

何介钧,文道义.1964.长沙牛角塘唐墓。考古,1964.12。633。

何介钧,周世荣,熊传新.1974.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文物,1974.2。36-44。

何介钧,周世荣,熊传新.1974.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何介钧,高至喜.1979。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4。461-490。

何介钧.1982.试论大溪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北京:文物出版社。116-123

何介钧,张维明.1982.马王堆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何介钧,周世容.1982.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7.4。341-354。

何介钧,袁家荣.1982.澧县东田丁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1。长沙:岳麓书社。2-18

何介钧.1982.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湖南考古辑刊1。长沙:岳麓书社。47-67。

何介钧.1982.湘潭县出土商代豕尊。湖南考古辑刊1。19-20

何介钧.1982.汉桂阳郡建置时间考。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85-87。

何介钧.1983.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4。427-470。

何介钧.1983.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民族分布。求索,1983.4。111-118。

何介钧.1984.湘乡岱子坪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2。长沙:岳麓书社。1-25。

何介钧.1984.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分区探索。湖南考古辑刊2。长沙:岳麓书社。120-127。

何介钧,张中一,符炫,吴宏.1985. 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址的探掘。考古,1985.1。1-6。

何介钧,何纪生.1986.论古越族的青铜文化。湖南考古辑刊3。长沙:岳麓书社。

何介钧.1986.洞庭湖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报,1986.4。385-409。

何介钧.1986.湖南省博物馆三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湖南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年暨马王堆汉墓发掘十五周年纪念文集。3-16

何介钧,吴铭生.1986.制造和使用铜鼓是濮系民族古代文化的特征。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52-160。

何介钧.1987.关于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的分期问题。江汉考古,1987.2。69-78。

何介钧.1987.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81-198。

何介钧.1987.战国楚贵族墓葬制的几个问题。楚史与楚文化研究。长沙:求索杂志社。283-293

何介钧.1989.论屈家岭文化划城岗类型的分期。考古,1989.4。340-347。

何介钧.1990.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湖南考古辑刊5。长沙:岳麓书社。125-134

何介钧.1991.湖南晚期楚墓及其历史背景。楚文化研究论集第2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12-124。

何介钧.1992.商文化在南方的传播。华夏文明第3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68-289。

何介钧.1992.中国古代陶鬲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261-279。

何介钧.1992.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2。185-219。

何介钧.1993.石家河文化浅析。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36-144。

何介钧,郑元日.1993.关于湘西、湘西北发现的宽格青铜短剑。文物,1993.2。87-93。

何介钧.1994.环珠江口的史前彩陶与大溪文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 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321-330。

何介钧.1994.试论岭南青铜文化。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2-201。

何介钧.1994.关于楚蛮和楚族族源的断想。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1-23。

何介钧.1994.楚鬲试析。湖南考古辑刊6。长沙:岳麓书社。177-185。

何介钧.1995.湖南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出版。71-78。

何介钧.1996.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界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83-209。

何介钧.1995. 商文化的南渐与商时期南方青铜文化。亚洲文明 第3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41-51。

何介钧.1996.湖南商时期古文化研究。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47-68。

何介钧.1996.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

何介钧.1997.洞庭湖区的早期农业文化。华夏考古,1997.1。25-29。

何介钧.1998.试论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及商文化向南传播的几个问题。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90-301。

何介钧.1998.屈家岭文化对大溪文化的继承与变异。“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16-146。

何介钧.1999.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6。4-17。

何介钧.2000.长江中游史前古城。文化的馈赠 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 考古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31-139。

何介钧.2001.湖南考古的世纪回眸.考古.2001.4。3-13。

何介钧.2001.城头山古城遗址发掘与收获。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17-223

何介钧.2001.长江中游史前古城与古国研究。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688-698

何介钧.2002.目前中国最早的古城址与世界最早的古稻田――澧县城头山古城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9(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56-164

何介钧.2003.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结构研究。考古学研究5庆祝邹衡先生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11-120

何介钧.2004.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何介钧.2004.马王堆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何介钧.2004.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何介钧.2005.“秦三十六郡”与西汉增置郡国考证。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349-356

何介钧.2005.长江中游史前古城与早期文明。长江文化议论集 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91-104。

何介钧.2007.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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