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明的珍贵遗产——《纳提什瓦》《山南壁画》编后(下)
2019年3月26日 信息来源:柴焕波 目前浏览:699次


4、西藏的寺院建筑和造像

8~12世纪,波罗、旃陀罗等王朝治下的东印度佛教昌盛,成为西藏佛教的直接源头,无论从教义、建筑、造像、绘画,都可找到一条清晰的传播脉落。这些年孟加拉国的考古实践,也使我们对西藏的寺院遗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大昭寺是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用来供奉佛像的方形伽蓝,最大特点是主厅四周绕置小凹室(僧房)、并树立有华丽雕饰的廊柱,这种建筑模式可以追溯到印度那烂陀(Nalanda)僧房式佛殿的原型。义净在那烂陀寺居住了整整10年,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对其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与考古发掘的遗址极为吻合,这是大乘时期典型的佛殿建筑格局。

桑耶寺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佛法僧齐全的寺院,相传其布局由寂护设计,由赤松德赞(755~797年)亲自为寺院奠基。寺院中间为须弥山、四周为四大洲八小洲的建筑布局,代表了佛教的“大千世界”思想,其目的是要用新的宇宙观来摧毁被佛教视为邪恶的地方信仰。桑耶寺中心大殿乌孜大殿四门凸出,在《巴协》中称为“吉祥毗卢遮那佛救渡恶趣曼陀罗”。但细细分析乌孜大殿的平面结构,佛堂仍是仪轨的中心,还有三条绕殿礼拜的内部转经道,只不过在早期殿堂基础上,加入了曼陀罗意趣。乌孜大殿四方的四大部洲殿,也与曼陀罗中的四方佛无关。因此,乌孜大殿只能算是大乘传统建筑和曼陀罗思维融合的产物,这与当时东印度寺院建筑普遍处于过渡阶段的情况是同步的。


图十  西藏桑耶寺乌策大殿,8世纪


近两个世纪之后,益西沃于985~990年前后创建了托林寺,寺内的朗巴朗则拉康相传是仿照东印度欧丹多富梨寺(Otantapuri)而建造的,为典型的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与桑耶寺相比,它才是西藏曼陀罗建筑的代表。从大昭寺、桑耶寺到托林寺,前后跨度近400年,同样反映了从大乘佛教向金刚乘过渡的建筑变迁。


图十一  古格王朝托林寺天降塔,约11~13世纪


小乘佛教是一种哲理性的宗教,不仅否定神灵的存在,也否定佛的神性。在佛像产生之前,人们用佛塔、法轮或佛足印来代表佛陀。大乘佛教使佛带上了神性,成为存在于三界的神灵化身,这也成为了造像之源。到了密宗时期,一个大的变迁出现了,佛教不再只是闻思、智解,而是证解和瑜伽,僧人独自在曼陀罗坛场中修炼,成就证境,至此,佛教走上了它的最后一步:我就是佛!

藏传佛教的开端,正值印度晚期大乘和持明密宗阶段。松赞干布(617~650)时期,尼泊尔尺尊公主将当时流行的不动佛、救度母、十一面观音像带入吐蕃,这些正是持明密教标志性的神祇。“佛陀以一个音节阐述了其全部教法”这一思想衍生出神咒和真言,在七世纪获得巨大的发展,观音咒六字真言终生陪伴和鼓励着西藏民众。


图十二  西藏扎囊县青朴修行地六字真言石刻,现代


五智禅那佛又称五部佛,是伴随着大瑜伽密教的发展而出现的,其空间分布是与曼陀罗理念结合在一起的,修行者在入定之前和仪式之后,都要对其进行礼祈、观想,以辅助修行者与神灵融为一体。吐蕃时期的大瑜伽密教由无垢友所传,无垢友是佛密的弟子,是莲花生之后第二位被请入西藏的密教大师。宁玛派密法十八部,可能也与《十八会金刚顶经》有关,这也是宁玛派主供大日如来四面像的原因。

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部佛,在11世纪的印度西部地区非常普遍,从塔波、阿济、芒域等地寺庙以及西藏古格寺院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塔波寺杜康殿内32尊塑像环绕着立体的金刚界坛城和雄伟的四头大日如来塑像,正是纯正的大瑜伽密教的遗存。据多罗那他《后藏志》记载,座落在后藏泽乃萨寺殿内主尊,原是“四尊背靠背的大日如来和八大随佛子”,这类四面的大日如来像年代很早,所以成为后宏期伏藏师寻宝的目标。1937年,杜齐在考察后藏康马县萨马达寺时,发现一座制作美轮美奂的佛塔,表面用浮雕的技法,表现了金刚界曼陀罗三十七尊神及其部众,可能是一件由尼泊尔传入藏地的晚期波罗时代的孟加拉作品。西藏皮央·东嘎石窟的壁画,其曼陀罗主尊和部众中并没有发现无上瑜伽“拥抱明妃”的双身图像,年代约在10世纪晚期,是西藏迄今保存最早的曼陀罗样本,可视为西藏纯正大瑜伽密教图像的范例。

10世纪以后,印度民间密教大行其道,在大瑜伽及无二瑜伽基础上,吸收了毗湿奴俱生派的影响,主张性力解脱,其派系进一步流衍为胜乐、喜金刚、四座、幻化等流派,统称为“无上瑜伽”。11世纪初,伊斯兰教侵入,佛教、印度教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形成了时轮派。

无上瑜伽密宗以持金刚为中心,密集、大威德、喜金刚、胜乐、时轮等本尊,都是持金刚的各种化身,是根据有情的根器业行的别别化现,都有相关的仪轨论书和相伴的天众,体现着教义的精髓。西藏后宏期之初,无上瑜伽被直接引入西藏,仁青桑波、卓弥、玛尔巴、郭库巴等翻译了密集、胜乐、喜金刚、大威德、时轮等教法,并相与传习,统称新译密教。无上瑜伽由于缺乏崇高的宗教精神和精深缜密、高妙玄通的思想体系,往往演变为巫术信仰。古格王室迎请阿底峡,体现了大乘佛教传统的回归,无上瑜伽密教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直到14世纪前期,布顿大师在编排经论、定型《甘珠尔》《丹珠尔》的同时,力图拟定一种仪式轨则,超越各种异见,建立正统清净传承,在此理论氛围中,无上瑜伽的传承脉络才得以梳理,白居寺十万佛塔营造的灵感正来自布顿。


图十三  西藏索县穷果寺大威德金刚金铜像,约15~18世纪


从小乘佛教最初崇拜佛塔、法轮、佛足,到大乘佛教的佛陀尊容,从大瑜伽密教的五部佛,到无上瑜伽以持金刚为中心的本尊诸神,体现了佛教造像的发展历程,它们在西藏寺庙中早晚杂揉,并存交叠,构成了藏传佛教造像的内在肌理。

在《纳提什瓦》报告的专文中,我们将东印度和西藏造像分为“大乘佛教和持明密教造像”“金刚乘造像体系”“无上瑜伽密教造像的源头与流衍”“印度教神像体系和佛教护法神”四个层次,对庞杂的造像神格进行分类爬梳,由此构成了孟加拉国和西藏宗教造像的整体框架。


5、山南壁画

2016年6月,我随郭伟民所长赴拉萨,与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哈比布所长、李林辉副所长、夏格旺堆副所长共同商讨合作事宜,希望将我所的援孟项目与援藏项目对接,以培植新的学术增长点,这一倡议得到了西藏同行的积极回应。近年来,西藏文物部门正在推动寺院壁画的数字化项目,故宫博物院已对夏鲁寺、贡嘎曲德寺等寺院的壁画进行了数字化记录。由于壁画不易保护,特别是对于墙体、墙皮正在脱落的壁画,目前并没有理想的保护手段,因此,数字化记录显得尤为迫切,这已成了西藏文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从2016年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山南市文物局组成联合团队,展开了山南市古代寺庙调查和壁画数字化的实践。

幽暗的佛殿,入定的佛陀安详含笑,净土境界的壁画在酥油灯影中悄然浮现,菩萨说法场景交替出现,天众、施主和僧俗百姓聆听法语,随喜赞叹。

环绕佛殿的回廊,两侧壁画多为《本生续》或《譬喻如意藤》中的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突出体现了原始佛教的精神。佛陀29岁出家,35岁在菩提树下觉悟,此后45年没有停止过弘化。佛陀身体力行、百折不回的宗教实践,为历代人民留下了人格美的力量。

经堂是寺庙中诵经、说法之地,经堂上方通常有采光的天井,天井壁画一般是佛陀、菩萨或各教派上师的说法图,与经堂中诵经说法的氛围吻合。透过窗户的天光泻下来,在跏趺而坐的僧人上方交织成统一的精神场,犹如“法性光明”。


图十四  西藏山南提吉寺佛殿壁画,约14世纪


图十五  西藏山南多比曲科寺天井壁画,1929年


在密宗修行中,“理解”与“证会”是不同的,灌顶仪式只是须臾的体验,身心并没有稳固,心与胜义更没有合为一味、同时俱转,因此,僧人在灌顶之后,必须另择时地,进行长年累月的实修。在密宗殿壁画中,本尊四周的天众展示出婀娜的身姿,每尊上师的小像都有藏文的题名,密宗认为,将怛特罗的密意转化为佛教伟大成就的内证真实,需要掌握佛教心髓、视野全面的上师引导。历代上师如同恒河之沙绵延不绝,壁画上的一串串名字,就象国史中的帝王家谱,晚期还加入了萨迦五祖、玛尔巴、宗喀巴等西藏上师,当修行者诵念起他们的名号,如同泛起久远的人类精神层层叠叠的砂金。

对于经堂四面墙体壁画的功能,我一直有纠结于心的困惑,壁画处在信众的朝拜道上,太嘈杂故,显然不是修行之地,如果说是给朝拜的信众作教化,题材中出现的无上瑜伽双身像,显然并不合适。在扎塘寺,我向一个修养深厚的喇嘛说出了我的困惑,他说,他无论是坐在垫子上,还是从墙边经过,只要看到这些壁画,“就象看到了熟人”,他将双手地放在心口,眼神中透出说到至亲时才会有的神情,我想起伟大的大圆满传承者无垢友,他也曾说过“好象在群众中认出老朋友一般”这样的话,这让我最终理解到,经堂壁画包含了大乘显教和密宗四续部生起、圆满次第的完整图像,每一尊神像的背后,都代表了一种相应的法类,以满足不同次第修行者的需要。对于未受密宗灌顶的僧人,经堂是学习大乘显教的地方,对于受过灌顶的僧人,经堂壁画则是在诵经的间隙,作为温习、坚固忆念的辅助,使修行者的正念得以相续,而沉浸在另一个世界(天慢)之中,任运而住而不出,以此对治“凡常境执”。宗喀巴《密宗道次第广论》卷19在论述僧人在修行间隙“中间之瑜伽”时也说:“如是前座已毕,后座未修,中间亦应作诸善事,此即清净受用瑜伽,谓自忆持主尊天慢,根缘境时,当观诸境体为诸天,由彼供养。……若能一切时中依止正念,即是速能圆满二种资粮方便。”密宗修行不光在密室之内,僧人在行住坐卧之间,皆在定中。这样一来,长久以来的困惑也就涣然冰释。

印度阿旃陀壁画代表了笈多王朝(320~600)时期佛教艺术的顶峰,也是中亚、汉地、西藏壁画的最初源头。西藏壁画是藏传佛教的重要遗产,既有纯朴、活泼的小乘题材,流光溢彩的大乘众神,还有神秘深邃的密宗图像,它们前后相续,构成了佛教史上最成熟、最完整的壁画遗产,至今仍发挥着活的宗教功能。在壁画风格上,西藏壁画并不是印度的翻版,而是具有鲜明的高原色彩和民族风格,皑皑白雪,浩渺苍穹,构成西藏壁画特有的美妙境界。山坡上的骑马人、飞翔的成就者、梦境中的观音、开满鲜花的树枝、龙王降雨浇洒焚烧的寺庙、云中散花的天女……这些细节感人至深,它们不再是教义枯燥的图解,而且融入了绘者的前世今生,犹如童稚之眼,激起人们心底依稀的回忆,令人一咏三叹。


图十六  工作团队在山南康松桑康林


《山南壁画》是我们山南壁画数字化项目的初步成果,包括了山南市17座寺庙的壁画图像,这一成果,不仅使这些壁画得到了永久性的数字化保存,同时,它所显示的整体资料,也为壁画的阐释和图像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6、佛教文明的传播之路

孟加拉是古印度的一个文明中心,曾留下了佛陀弘化的足迹,佛教在这块土地上,经历过原始、部派、大乘、金刚乘等各个不同的阶段,不同教派互相争斗,又彼此融摄,真理的金屑如同种子般沉积下来,成为革命性变革的策源。无边的古僧逝矣,如恒沙,留下了互相叠压的累累墙体,这些新墙与旧墙之间的重叠,并不是无谓的时光轮回,而是凝结了人类智慧进步的艰难步履,是一段段深邃的精神史。因此,我们总是怀着“让生命渗入泥土”般的热情,详细叙述地层和遗址的细节,甚至有些繁琐之感,它成为了纳提什瓦遗址考古的坚石。

我曾旅行在孟加拉广袤的原野,肥沃的农田上有成群的耕牛,让人想起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神祇:祈祷主,祭坛之神,是后来梵天的原型;牛神毗湿奴是护持之神;暴风之神楼陀罗是后来的破坏之神湿婆。它们都根植于土地和生活最基本的元素之中。我曾在一个黑夜,在孟加拉湾凝视海上的月升,这是洛乞史茗(Lakshmi)女神从海洋中诞生,她是财富、美丽和繁荣的象征,她总是穿着镶金边的纱丽,站在盛开的莲花之上,诸天都被她的美貌所震惊,它也是西藏度母的原型。


图十七  孟加拉国Kalir Atpara湿婆神庙举行的祭祀活动


图十八  孟加拉国Naogaon遗址出土毗湿奴和洛乞史茗女神石雕像,12世纪


我也曾站在苏摩普里寺的塔顶,举目远望,历史上宗教圣人采用种种隐喻,来诠释他们的心性经验和开悟境界,让我感受到深邃的人类精神给我带来的喜悦,也把我在考古生涯中获得的残片,重塑为身心合一的珍宝。

在孟加拉国的各地博物馆中,印度教的造像总是多于佛教造像,它们大多来自各地印度教神庙中。密教的原始成分源于婆罗门教,明咒为吠陀经的咒术,瑜伽为婆罗门教的禅定,护摩是婆罗门教的火供,以此调伏鬼神、息灾避祸。后来,印度教神祇大多被佛教所吸收,佛教二十诸天以及藏传密教的许多本尊、护法,几乎囊括了印度教的主要神祇,成为密宗造像体系的主要来源。


图十九  孟加拉国Kantanagar印度教神庙雕刻,18世纪上半叶


梁启超说:“譬犹导河必于昆仑,观水必穷溟澥,非自进以探索兹学之发源地而不止也。”在孟加拉国的这些经验,让我窥见到南亚大地幽深的文明传统。

2018年夏天,我们陪孟加拉国客人访问西藏,当走在寺庙的雕刻廊柱之间,我恍惚置身于古代那烂陀灿烂的佛殿中,神龛中有来自孟加拉的寂护、德洛巴、那若巴、阿底峡造像,这些名字沉睡在孟加拉的历史文献中,在西藏却仍受人供奉。在桑耶寺,我们遇上了法会,喇嘛们娴熟地操持着各种手印,一面抑扬顿挫地诵念着经文,某些密咒的发音源于中古时代的印度;桑耶寺的米哟桑旦林现有二十五间关房,供二十五位僧人完成三年零三个月的闭关修行;它们不正是遗失在毗诃罗普尔古城遗址上的往日情景吗?


图二十  拉萨市郊的象头神石刻,约吐蕃时期


佛教史犹如一条长河,它的源头在古代印度,流淌遍及东亚大地。 13世纪初,穆斯林烧毁了超戒寺,以此为标志,佛教在印度本土宣告灭绝。西藏高原接纳了星散的大师,保存了佛教的火种绵延千年不绝。大昭寺、桑耶寺、白居寺等寺院的建筑和造像壁画,复原了印度已经消失的佛教文明;一代代虔诚的布道者深化了印度成就者的修证体验;浩如烟海的藏文典藉融冶成显密兼修的佛教果实,独繁荣于西藏,由此构成了完整的佛教生命史。从东印度到西藏,翻越喜玛拉雅山,展现出佛教文明长河的涓涓流淌,这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段壮丽图景。


《纳提什瓦——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2013~2017年发掘报告》(中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加拉国)阿哥拉萨-毗诃罗普尔基金会编著;柴焕波、S.M.诺曼主编;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


《山南壁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文物局编著;柴焕波、强巴次仁主编;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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