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远,美玉传湖湘?
2017年12月11日 信息来源:郭伟民 目前浏览:603次

                                      ——含山凌家滩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侧记

 

凌家滩遗址位于长江以北的安徽含山县,沟通长江与巢湖的裕溪河从遗址南边流过。距今5700年前的某个时候,一支人群来到这里定居下来,遂有了凌家滩聚落的出现,大约百十年后,这个聚落获得快速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地方,后来又进一步发达。它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是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这批玉器使凌家滩聚落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丛体中拥有了耀目的光辉,不仅照亮了一直沉寂无声的巢湖地区,也成为东亚文明璀璨的瑰宝。固然,支撑这个玉器文化的社会当有不同凡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也是考古学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因此,近年围绕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所开展的考古工作也颇有斩获,如区域系统调查得知,凌家滩遗址面积达160万平方米,是巢湖地区唯一的特大型聚落。此外,还发现了周长超过2000米、最宽达30米的壕沟、近3000平方米的大型红烧土遗存、周边聚落遗存等,这些考古成果不断丰富了人们对于凌家滩遗址和凌家滩文化的认知。能够充分表现凌家滩文明高度的遗存是编号07M23的一座墓葬,它是凌家滩遗址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葬。这座墓位于墓地的核心位置,也靠近祭坛的顶部。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一件大型玉雕猪形器,全长约72厘米、宽32厘米,重达88公斤。墓中出土遗物共计330件,包括玉器200件、石器97件、陶器31件,另有碎骨和绿松石各1件。玉石器以钺、环、镯、璜、玦、璧、锛、凿等器形为主。在墓坑中随葬的玉、石紧凑成层排列,中部位置还有3件玉龟,龟的腹腔内还有2件玉签。其他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颇具特征性的玉器,如87M1出土的玉人;87M4出土的玉版及玉龟;98M29出土玉人、玉鹰等,都是极为重要的文物。

 

图一  凌家滩07M23

图二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猪

图三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人

 

今年是凌家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相关单位召开了这个学术研讨会以兹纪念,本人作为受邀代表荣幸参会。

 

图四  会议现场

 

12月2日上午开幕式上,张敬国先生作题为“凌家滩文化”的主题发言,张先生是凌家滩遗址前五次田野考古发掘的领队,整理和出版了凌家滩遗址的考古报告。他的学术人生与凌家滩遗址结下了无法割舍的情结。他在发言中交代了为什么要开这么一次会,“因为凌家滩文化的研究面临边缘化的趋势。”直言不讳的风格一如从前。他说,年前他提出要召开凌家滩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但地方政府不积极,不想开这个会,最后通过李修松副主席来促成这个会。会上的这一番表白,其坦诚与担当令人佩服,有几分豪气,也有几分苦涩,表达出考古工作者的艰辛与坚守。接着,他介绍了凌家滩的发掘情况和玉器的情况,他的发言是对凌家滩遗址和凌家滩文化研究的一个全面回顾与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

 

图五  凌家滩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区

图六  凌家滩考古工作站

 

开幕式及主题发言到上午10时左右结束,与会代表乘车前往凌家滩遗址,赶到遗址时已是正午时分,在这一带颇有名气的老鹅汤饭店吃了中饭,喝了老鹅汤,随即参观遗址。当年发掘的祭坛和墓地,现在已经做了保护展示,保护的方法是将原来的墓坑、祭坛及其遗迹回填,其上覆土,然后在上面做复原性展示,这个展示完整地复原了当时墓地、积石、祭坛的情况,借以重现当时的情景。按照不改变原状和最小干预的保护原则,这样的覆土回填保护是可取的。但是,在上面做的复原性展示,却不尽理想。因为这种露天复原展示,并没有展示真实的文化遗存,同时,还得为这个展示的遗存做保护,实际上是对一个复原的假的文物本体“做保护”,如日常维护、修整、养护、监测、巡查,等等。但是,这样的复原性展示是否能够表达文物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是否能够展现文物科学、艺术与历史的价值?仔细琢磨起来,还真是一个问题。在遗址保护范围建的凌家滩文化村、凌家滩文明探源馆、考古工作站却是很有特色甚至亮点,值得一看。

3日上午是研讨会,有七位代表做了PPT发言。首先是朔知先生介绍凌家滩近年的聚落考古情况。朔先生是善于充分表达内心想法的高手,也善于理论概括和逻辑推理,具有点石成金的本事。他谈了凌家滩的兴衰,谈了整个皖江的环境与聚落变迁。他近年在凌家滩及其周边开展了聚落考古,主要是做系统调查和勘探。他明白凌家滩遗址聚落考古要做什么,因此起初就制定了严密的规划,设置了大地方格和坐标,所谓织网成图,再按图索骥。凌家滩区域调查的范围很大,共进行了五季八次,基本掌握了裕溪河一带的情况,发现了大面积的红烧土区。考古发掘确定了一处大型遗迹,有红烧土,基槽,还对壕沟进行了解剖。附近的韦岗遗址也发掘了壕沟和一些遗迹。这些年的工作表明,凌家滩是当时裕溪河流域唯一超大型聚落,是周边小聚落聚变的结果,其有效控制范围在几百平方公里以上。毫无疑问,这些成果是很重要的,不仅摸准了凌家滩遗址考古的基本方向,也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岭老师专门谈了凌家滩07M23出土玉器无损分析及相关问题。她与同事一道,利用日本Horiba (堀场)公司的XGT-700能力色散荧光光谱显微镜对凌家滩07M23出土的254件样品进行检测。分析条件是X光管电压,30KV,管电流,1mA,采谱时间,150秒,每次分析采谱2-3次,取平均值。解谱方法为单标样基数参数法。基本结果为:凌家滩玉器中,软玉占90%,蛇纹石占4%,玉髓占6%。在软玉中,透闪石占81%,阳起石占11%,偏阳起石占 8%。发现石钺制作与质料存在相关性,大孔弧刃形为叶蜡石类,含刚玉,偏独山玉类,石锛为绢云母类为主。这说明质料的选择与器物的类型是有关联的。总之,遗址的玉是自我生产自我消费的一个系统。秦老师还谈及检测分析的设备问题,指出手持式的光谱分析仪做检测存在问题,要获得真实科学的数据,还得依赖更高端的设备和科学的方法。吕鹏先生的发言题目是凌家滩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他指出,江淮地区动物资源丰富,同时也是文化交汇之地。他全面研究了凌家滩遗址的动物遗存,采取了动物考古学鉴定研究方法,进行量化分析并结合相关研究,同时还引入自然科学方法,如古DNA、锶同位素分析和食性分析。在分析过程中,他特别强调要结合考古存在背景如动物遗存出土背景、动物形象玉器等深入探讨。通过研究,凌家滩动物有贝类、鱼、鸟、猪、老虎、梅花鹿、狗等动物遗存共计1000多件。猪有很高的比例,显示当时已经开始了家猪的饲养,但也存在着野生种群。通过对家猪死亡年龄结构分析,认为家猪可能有特定的年龄段,如1.5—2岁左右进行屠宰。通过食性分析,还可以了解家猪到底是圈养还是放养。他指出,凌家滩动物资源的获取主要是渔捞、狩猎和饲养等三种,动物饲养方式并没有占多大的比重。凌家滩与韦岗遗址的锶同位素分析可以发现这两个遗址的动物都是当地所产。田广林先生做了凌家滩与红山文化交流的玉学观察的发言。他认为,从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来看,玉人、斜口杯、玉钺、玉鹰、玉环、多联璧等均有很多相似性,意味着在距今5500年前后,中国史前南北上层社会之间彼此交流和双向认同的客观存在。这种交往和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意味着早期王者之间交聘之礼的形成。王晖先生着重讨论了凌家滩遗址玉鹰双兽图,他认为这是史前社会组织结构的图腾化表现。这种玉鹰双兽图,是鸟与兽的合体,就是半族的合成。陈明辉先生的发言题目是江淮下游地区马家浜晚期阶段文化格局的演变——兼谈凌家滩文化、薛家岗文化、崧泽文化的形成。他指出,马家浜文化系统早期的源头是顺山集文化和双墩文化,马家浜文化系统晚期发生了从釜文化到鼎文化的巨大变革。同一时期,皖江地区、江淮地区、江汉地区、海岱地区乃至西辽河地区面貌趋同。其原因是在早期庙底沟文化驱动下,后岗一期文化的对外扩散,由此形成以海岱、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西辽河地区为主体的半月形地带。在庙底沟时代,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薛家岗文化、油子岭文化、大汶口文化进入本地化发展阶段,纷纷发现大墓墓地和大型聚落,遗址数量大增,开始大步迈向城市化、文明化和复杂化。这是一个大格局,谈大格局必须有宏观视野,明辉能够驾驭这么大的题目,说明其具有宏观的视野,值得称赞。另外,还有翁飞的发言,他主要谈了文化传承与利用问题,即深入研究大力宣传江淮远古文明瑰宝,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的必要举措。这是一个更宏观的题目,当然应该有更具前瞻性的思考。凌家滩文化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确实也是考古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上述PPT发言之后,是与会代表的自由发言。

王明达先生的发言声若洪钟,无需麦克风,他的声音也能传至会场的每一个角落。他指出,凌家滩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很高,他个人认为,要站在世界文明起源的角度这样的地位上去考察。他认为这两天大家对其凌家滩文化的评价上,似乎还漏掉了一点东西,他要谈的题目是:“文明的标志----冠帽”。玉人头上的帽子,很重要。凌家滩出土了几件玉人,红山文化的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了一个陶人,戴帽子的人,这乃是“衣冠之礼”。因此,最早戴帽子的是红山和凌家滩,这个冠帽是很重要的,是文明的重要标志。王先生还说,凌家滩聚落对周边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比如半壁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的东西,这种锯齿状的璜,西到楠木园,南到太湖,比如苏州的遗址也发现了锯齿璜,但最多的却是凌家滩。另外,冠状器可能也影响了良渚。王先生还认为张敬国先生所说的凌家滩大墓是玉石匠人墓,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拥有这么多财富的,肯定不是匠人,而是统治者。凌家滩聚落兀立于巢湖地区,为什么只此一家?这么辉煌的文明,不可能只此一家,因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宋建先生发言认为,凌家滩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要将其推向世界。一是从时间上,年代延长了几百年,时间不短。他还指出,现在谈红山、凌家滩,但不能漏掉了大汶口,在五千多年的中国中东部地区,迈开了社会阶层和等级分化的步子,也开始了聚落的分化。它与东山村聚落不一样,这里的墓地,肯定都不会是匠人,是一个高层人士的墓地,如果这是一个延续几百年的墓地,那么三百年还不能完全相对,这三百年不一定都是高峰期,可能有起伏。社会分化的问题还要找到下层人士的墓地。现在为什么要置于世界文明的大框架,主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中国是古老的文明,属于世界的古老文明体,与两河流域、埃及文明并列为世界三大文明,是东方文明的杰出代表,它的发展是可以放到世界文明体系中来比较。他说,我们进入了考古的黄金时代,中国文明的研究也已经进入世界文明考古的黄金时代。所以,我们要把中国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体系框架中。戴向明先生插言,从文明体系而言,世界文明就是以两河—埃及文明为主的环地中海体系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体系。张敏先生的发言指出,凌家滩遗址是巢湖流域最大的中心聚落遗址,在它的周边有一系列小遗址,所以它是独一无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凌家滩文化可能与巢氏有关,也与后来所谓夏代之南巢或许有关。魏坚先生发言指出,就凌家滩遗址而言,要做聚落,就要加大发掘的力度,而且要做重点的发掘,才能加快对它的认知,它背后到底是什么?它与哪个考古学文化有关联?它的社会组织情况如何?都是需要通过发掘才能解决的。文化命名并不重要,而是要加大基础的研究,要揭开聚落的基本情况。赵宾福教授发言谈了二个问题,首先是时间问题,到底是哪个绝对年代?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他个人认为,如果放弃碳十四,凌家滩在长江下游这一块应该在东山村之后、良渚之前。从外部来看,与红山比,它比红山更加进步,红山还没有它发达,因此或许比红山还要稍晚一点。第二是身份问题,它到底是谁?东边有崧泽、有良渚,西边有薛家岗,它的文明程度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文化?从一些整体文化来看,它有一些其它文化的东西,它的身份和归属就一定要搞清楚。凌家滩肯定是把中华文明推前了一步,中华文明是多元的,每一个“元”都有自身的源头,所以要说清楚。有很多工作需要考古学家来完成,如果考古学家不做这个事,就会出问题。孙周勇先生是第一次来凌家滩,他的发言首先对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致敬。他指出,一个遗址的做大做强,是一个过程,最先引起世人注意的是一批红花,但还要有绿叶,考古要做许多基本的工作,如区域考古调查,何以凌家滩?就要通过区域调查来解决。聚落里面除了祭坛和墓地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遗存,不发掘就解决不了较多的问题。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到底控制了多大的范围,它是否控制了薛家岗或者北阴阳营?工匠墓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认为,一般而言,匠人作为掌握最先进技术和工艺的人,应该有较高的等级和身份。(张敬国先生插言:我对凌家滩玉料的调查,与人合作,我们发现它分布在周边几个县,甚至包括大别山,都是凌家滩玉料的来源)。

张居中先生发言指出,凌家滩的成果是很大的,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丰富了世界文明研究的材料。如玉器以及祭坛、夯土、围壕,这些都表明这是一个超大的聚落,但最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如玉龟、玉版,可能在中国占卜体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淮河流域有用龟占卜的传统,长江流域则有签卜的传统,跨湖桥的签有刻画符号,彭头山文化也有。卦签和卦筒可以追溯到凌家滩。这里的陶片保存很差,太碎,很难复原。这个文化到底从哪里来,还不清楚,因为巢湖地区还没有超过六千年的遗址,它从哪里来的?东北有很早的传统,而长江流域没有更早的玉文化传统。它是原创的中心还是次中心?这个年代是庙底沟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仰韶最多的是彩陶,可能与中原没有交集?关于去向的问题,它与太湖流域到底是什么关系,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张敬国先生插言:在修桥的时候发现了几十片彩陶)。

韩建业教授对凌家滩遗址的聚落考古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回忆严文明先生在很多年前说过,3500BC左右是全面社会复杂化的关键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3500BC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埃及和两河流域都发展出一个高峰。在这个社会聚变中,凌家滩是最重要的地方。他认为凌家滩聚落的年代,应该与西坡或者红山墓地大致同时,比庙底沟要稍晚一些,它偏早的时候与庙底沟还是有关系的,如龟的占卜就与中原有关系。凌家滩还是可以放在大崧泽一个系统里。它与红山文化肯定有关系,红山大墓也出现了钺,当然,与红山文化的关系也是有层次的问题,现在发现的肯定是贵族墓地,贫富分化不是很明显,这是一个以家族为主体的墓地,又富又贵,是典型的东方模式。关于工匠墓的问题,埃及也发现了工匠墓,这个墓地有很多玉料,可能工匠在文明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如何看工匠的地位?仍是很值得琢磨的问题。王芬女士发言认为,首先,从课题思路和立场出发,以聚落来看待问题,是中国考古学中国历程的缩影,这是很好的实践。第二是年代问题,距今5700—5300年看来问题不大。聚落内部的情况综合来看,有社会分化,特别是工匠群体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出现的标志。以大型聚落为中心的层级结构,是一个开时代先河的城市文明的体现。凌家滩的土台和墓葬在聚落中是处在最高位置,这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埋葬与祭祀同处最高位置,是与祭祀相关的集合,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东方文化的重要表现。刘辉先生发言指出,这个遗址与周边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无核心?有宫殿吗?通过进一步的工作要解决新的问题。如凌家滩作为玉器中心,是长江中游的杰出代表,它怎么来的?又如何消失的?它与良渚文化是不是此消彼长的问题。

王巍先生指出,凌家滩的考古工作重点要解决它的身份、源流、与良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另外,社会结构也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必须搞清楚,并不仅仅是玉器,他预祝凌家滩的工作有一个飞跃。周润垦先生认为凌家滩聚落考古基础工作做得很好,做调查,分了几个区域,做了很好的调查勘探,也做了一个网络平台,为将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凌家滩文化为什么这么发达?他认为是兼容并包、融合创新的结果。有多元文化的加入。如石锛中刻花凹槽,在东山村马家浜文化遗存中也出土了这种凹槽的锛。下一个要落实该文化的主体特征,要了解其文化面貌,扩大发掘面积。尤其是村子里红烧土很厚的地方进行发掘。戴向明先生认为,搞清楚聚落的范围,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有些问题,如聚落的发展过程,环濠与聚落的关系,是否有大房子?都还值得探讨。可能大房子压在村子下面,因为那里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另外,搞聚落调查,区域范围若能做到1000平方公里以上,会看得更清楚。张立东先生发言说,从玉器研究到聚落考古,凌家滩走得很好。他指出,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传承,重要的乃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怎么从物质看到精神,搭这个桥的可能是艺术品和美术品。因此,除了科技的研究,还需要艺术的眼光。玉器的功用,如玉版,这个功用很重要,它到底是怎么用的?是放在哪里的?还有龟形器,可能更像铃,因为它与二里头的铜铃很像。玉签上有孔,龟形器上也有孔,器物上的孔,不是无缘无故的。二里头铜铃上的铃舌是有孔的,只不过比较小。可否做一些实验考古,做一个玉铃来看看。陈杰先生的发言谈了三点:第一,启示。包括凌家滩、福泉山、良渚,开启了中国文明的先河,为世界早期文明的研究提供新材料。第二,疑问。凌家滩文化除了玉器外,到底有什么特色?这就需要更加扎实的工作。还有,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如果按照现有的年代体系,会要晚一些,要选搞好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第三,线索。凌家滩年代可能是崧泽偏早的时期,它后来如何?距今5500—5300年很重要,相关的工作还要扩大。

周广明先生发言指出,凌家滩文化的根系,肯定是农业文明,这很重要。凌家滩聚落财富积累的重要来源可能是养猪,是畜牧业的发达。还有就是空间节点,凌家滩的空间包括对河滩的利用,还有河流与交通,文化的多样性与空间上的位置是相关的。孙英民先生发言也谈到在距今5500—5000年文明化进程加速的问题,他认为凌家滩与中原一些聚落相比,比如,它与庙底沟发展的模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对玉器的文明化指证要换一下角度思考,现在把它作为文明的标志,有玉器就先进,没有玉器的就不先进,这是否可以成为衡量社会进步与落后的标志呢?他认为社会文明程度衡量的标志要看社会,它的分工与分化很重要,如西坡遗址,它最大,周边较小。另外,他还谈到了保护问题,认为这个遗址的保护还真是有问题。基于遗产真实性的表达,最好的方式还是要有保护罩或保护棚。如丹凤门、定鼎门等,就不错。

个人认为,凌家滩的玉器文化肯定是有自身的风格,稳定的风格,固定的程式和图像,包括墓地的安置、器物的摆放、祭坛、积石的设置,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出到底想要表达何种内容,但必定是当时最为严密的设计,这些或许就是凌家滩人的观念体系,或者说宇宙观的基本形态。这,就是传统。但这个传统是如何出现的?是被凌家滩人发明的吗?他们为什么要发明这些东西?是从红山借用的吗?为什么要借用?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个人以为,凌家滩玉器社会的主人肯定不是红山人,凌家滩自有凌家滩的传统,这种传统也意味着一种仪式或者象征,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在史学文献中,黄帝、尧帝是很多传统的发明者,实际情况可能是为了达成圣贤或王者的隐喻及象征。另外,在研究凌家滩文化时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凌家滩文明为什么要抛弃它所创造和建立的一切?是玉资源枯竭了吗?是社会崩溃了吗?这个问题也是需要回答的。

2日晚餐,张敬国先生拿来一个题词本,要大家在本子上留下一句话,大家乐意地写了一些文字。“凌家滩遗址的发掘,把中国文明化进程提早到了五千多年前”、“凌家滩玉器是中国史前玉器的杰出代表”、“美哉凌家滩”,等等,很多溢美之词,确也恰如其分。我以“千里江山远,美玉传湖湘”来表达湖南地区史前玉器与凌家滩文化之间某些模糊的关联。从考古发现来看,湖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不多,距今6000年前湖南没有玉器,湖南出土玉器较早的是城头山M678,时代为大溪文化二期,距今约为5800年左右。此后,在南洞庭湖的沅江玉竹苞、资阳麻绒塘等遗址均有出土。同时,也在沅水中游的高庙遗址上层墓葬、沅水下游马栏咀遗址地层中出土,玉器形态多为璜、玦一类。1992年在发掘湘潭堆子岭遗址时也出土过类似的玉器残件。最近,在泸溪下湾遗址也有出土(下湾遗址出土玉璜的堆积单位,年代或许超过距今6000年。如此,则可能有另外的源头了)。这类出土玉璜、玉玦的地层年代大致在大溪文化中后期至屈家岭文化早期,与凌家滩文化大致同时。但是,这类玉器与凌家滩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还不清楚。是远距离交流?还是经过了中间某些环节,现在只能是模糊的线索。或以秦岭、崔剑峰老师的仪器和标准来做同样的检测,方可看出端倪。

 

附记:多年前,读凌家滩遗址考古报告,读得心情沉重而又荡气回肠。又多年前(2012年12月2日),参加凌家滩文化论坛,达成凌家滩共识。这次(2017年12月2日),则是为纪念凌家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而来。这里记录的,是发掘者的成果介绍、研讨会上专家的发言以及笔者个人浅见,记录未经发言者个人审阅,与原意有出入或谬漏者,概由本人负责。郭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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