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湖南矿冶遗址调查
湖南省以“有色金属之乡”著称，金属开采及冶铸历史悠久。近几年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加大对矿冶遗址的调查力度，联合有关单位组成多学科调查勘探队，有计划的开展了两项矿冶遗址调查。分别是对湘江流域商周时期矿冶遗址的专项调查，和对湘南地区各种金属冶炼遗址的专项调查。
2017年5月至8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对湘江下游流域早期矿冶遗址进行了调查。先后对浏阳市、汨罗市、平江县、岳阳县、临湘市、云溪区、君山区及华容县、石门县及澧县等地早期（本文主要指商-西周时期）遗址进行调查，共调查遗址205处，并在19处遗址上采集到炉渣，炉渣性质有待进一步分析。此次调查填补了湖南省早期矿冶遗址考察研究的空白，同时对认识湘江流域早期青铜冶金技术、资源流通、产业格局以及与商人南下、当地社会复杂化等相关问题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图一六二 湘江下游流域19处早期矿冶遗址位置图
图一六三 岳阳杨林街遗址炉渣
图一六四 岳阳云溪寡妇矶遗址采集铜片
图一六五 浏阳尼庵上遗址采集石器
图一六六 岳阳云溪寡妇矶调查
2015年9月至2017年5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及地县文物部门对郴州、衡阳地区矿冶遗址开展调查，先后调查了桂阳、临武、常宁、桂东、宜章、嘉禾、汝城等县，确认冶炼遗址50余处，发现与炼铜、炼锌、炼铅、炼银、炼砷相关的一系列遗迹、遗物。这对于研究古代湖南各种金属的冶炼技术，冶炼遗址的空间布局和生产组织方式以及湘南地区在中国冶金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作用。通过调查，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如桂阳炼锌遗址大多位于有煤矿分布的区域，这是由于冶炼消耗煤的比例大于矿，因此将矿料运输到煤矿附近进行冶炼，符合“以矿就煤”的冶炼生产模式。湘南地区矿冶遗址的调查为今后对遗址的保护、开放、利用、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图一六七 桂阳炼锌遗址、煤矿及矿山位置图
图一六八 临武深坪岭遗址冶炼遗迹
图一六九 常宁铁牯岭矿冶遗址炼渣堆
图一七〇 桂阳盘家矿冶遗址调查
图一七一 绿紫坳遗址大量的炼铜炉渣堆积
图一七二 桂阳陡岭下遗址炼砷冶炼炉
33、桂阳县桐木岭遗址
2015年9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联合考察队，对桂阳县古代矿冶遗址进行了调查。通过实地踏勘及后期研究，认为桂阳县矿冶遗址数量多、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规模巨大，并冶炼多种金属，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技术、资源与社会发展关系具有重要价值。鉴于此，2016年7月开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桂阳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桂阳县境内15处大型古代炼锌遗址开展了专项调查,并有针对性地对明末清初时期的桐木岭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
图一七三 桐木岭遗址全景照
图一七四 桐木岭遗址功能分区图（由北向南）
桐木岭遗址调查发掘成果丰硕，科学揭露了一批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炼锌及多金属冶炼遗迹，发现了与炼锌有关的焙烧炉、槽型炉、房址等，出土一系列重要的冶炼遗物，完整再现了当时的冶炼场景。桐木岭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明清时期的手工业及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该遗址的发掘荣获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图一七五 桐木岭遗址出土遗物
图一七六 桐木岭遗址出土冶炼工具
34、洞庭湖区域津市段水下考古调查
在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武汉基地的支持下，2014年9～10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澧水津市市区段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工作。获取了河道较为精确的声图和数据资料，摸清了该河段的河床地形，新发现水下古码头2处、防洪堤1段和沉船1艘。该沉船长12.31米、宽3.91米，位于水下12.5米处。这是湖南省首次开展水下考古调查，为今后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积累了经验。
图一七七 工作人员正在投放声呐
图一七八 声呐扫描中
图一七九 声呐判读
图一八〇 水下沉船声图
图一八一 入水搜寻
图一八二 水下探摸
35、会溪坪遗址水下考古调查
为进一步了解南宋以前永顺土司中心区域的基本情况，2015年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上海海洋大学、云南抚仙湖水下古迹研究中心，对凤滩水电站淹没区的会溪坪遗址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工作方式主要有声呐扫描、机器人水下调查、人工潜水调查、水下拖曳成像调查等。发现了水稻田、树桩、窑址、建筑址、挡土墙等遗迹和不晚于宋、明时期的文化层，基本明确了溪州铜柱迁移后遗址点的现状，对遗址区的原始地貌有了一个初步认识。
图一八三 会溪坪遗址水下考古调查水域
图一八四 工作人员在现场研究
图一八五 水下考古队员准备潜水
36、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
2014～201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孟加拉国Agrasor Vikrampur基金会Oitihya Onneswan考古研究中心组建的联合考古队，对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遗址核心区的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图一八六 十字形圣地建筑鸟瞰
图一八七 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图一八八 清理后的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一隅
图一八九 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陶器出土现场
图一九〇 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出土陶器
图一九一 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遗址出土陶塑
图一九二 中国的陶器修复技术让孟加拉国同行大开眼界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来看，该遗址是孟加拉Chandra(公元900～1050年)、Varmana(公元1080～11０0年)、Sena(公元1100～1230年)王朝的都城所在，也是南亚次大陆最后一个佛教中心，对于建立孟加拉国的历史编年、研究8——13世纪佛教历史与艺术、探讨佛教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的发掘成果引起了中孟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到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都在不同场合盛赞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新华社在内的20多家国内外媒体报道了这次联合考古发掘工作，孟加拉国所有报纸都以显著篇幅予以报道。
图一九三 中国驻孟大使、孟加拉国总理外交顾问出席新闻发布会
毗诃罗普尔是阿底峡尊者的出生地，1038年,阿底峡应藏王的邀请来到西藏，从事传教、著述、译经活动，并创立藏传佛教的噶丹派。阿底峡在西藏生活了12年，足迹遍及阿里、日喀则、山南和拉萨，最后圆寂于聂塘。长期以来，我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部门一直有着业务上的联系。随着孟加拉国考古援助项目的展开，我所产生了一个新的构想，就是将援藏项目与援孟项目对接起来，通过西藏与孟加拉国考古成果的结合，探讨古代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文化交流，培植新的学术增长点，为国家“一带一路”的宏观战略做出贡献。这项工作已于2017年6月付诸实施。
（本系列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