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农业和长江中游史前社会
2017年9月25日 信息来源:赵辉 目前浏览:248次

                          ——赵辉教授在“中国城头山世界稻作文明论坛”上的演讲

 

( 编者按: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赵辉教授日前出席在湖南澧县召开的“中国城头山世界稻作文明论坛”,发表了关于“稻作农业和长江中游史前社会”的演讲。他的演讲结合考古证据,对长江中游特别是澧阳平原考古学文化的产生、发展与稻作农业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概括和科学分析,并就长江中下游文化与稻作的交流与传播作了令人信服的阐释,对目前正在开展的长江中下游文明进程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现征得本人同意,于本网站予以发表。)

 

 

人类300多万年历史中的绝大部分时段,是冗长而缓慢发展的旧石器时代。但到了最后的一万年前后,人类的心智、社会突然有了迅速的提高,发展。这一切得益于一项伟大的发明——农业。因为农业,人们第一次掌握了可以突破自然限制的生产经济,获得食物保障,过上稳定的定居生活,人口规模也随之扩大,需要建立各种制度以协调约束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终于脱离蒙昧、走向文明。因此有人把农业的发明称作一场革命。诚然,农业的发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经过很长的探索努力,但就其被发明之后人类历史日新月异的迅猛变化发展而言,将其称为革命,是很恰当的。

在世界范围内,农业是在几个不同的地区被不约而同地发明出来的,有几个农业起源地。这其中,养育了世界最多人口的稻作农业,是在地处东亚地区的中国南方起源的。多年来对稻作农业起源的探索中,先后有中国云南——印度阿萨姆起源说,包括岭南地区的中国华南地区说、长江中下游流域说、淮河流域说等等。现在看起来,长江中下游流域为稻作农业最早起源地的可能性依旧最大。这里有迄今为止考古学上有关稻作起源和发展为农业体系这个过程的最为完整的证据链,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水稻遗存的植物考古证据在距今一万年以上的人类遗存中,于南岭北麓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中即发现有水稻植硅体,至少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然对水稻有了认识。进而在距今9000年前后的浙江浦江上山、湖南澧县彭头山等遗址中发现的稻谷标本中相当部分呈现出了被驯化的性状。澧县城头山遗址中大约相当汤家岗文化的地层中发现了水田,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水田之一,也是最早的栽培水稻的直接证据。再到大溪文化和崧泽文化阶段,年代约距今6000年左右,大量证据表明,稻作农业已然成为当时人们最主要的生计方式了。

证据链的第二方面是人们居住方式的变化。在讨论农业问题时,因为它不是像水稻、水田那样的直接证据,常常没有给予同样的重视。但在考古和历史学家的立场上看,对古代农业的研究,说到底是要讨论农业这种生产经济是如何支持社会发展的。那么反过来看,人们居住方式和内容的变化,也就指代了农业经济发展变化的情况。

目前所见,已经知道了水稻是一种食物资源早期人类遗存,主要是那些分布在南岭山前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的洞穴遗址。洞穴背倚山地,有山林物产资源可以仰仗;洞穴前临山间小平坝,小河蜿蜒其间,其中的陆生和水生植物资源也可利用。在这种采集生活中,野生稻子只是众多可利用资源中的一种。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物产可以维持小规模人群的温饱,人们栖居的洞穴面积通常不大,容纳几个人至十来个人,一两个小家庭的样子,是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最简单的人类社会组织。

接下来的年代里,人类开始向开阔平坦的平原地区搬迁,澧阳平原、浦阳江沿岸开始出现了一些旷野遗址。虽然对这些遗址内的情况我们还不太了解,但仅从人们从具有多样性环境资源的丘陵地带向环境和资源条件相对单一的平原地区迁移的现象看,背后重要原因应当是人们已经掌握了某种技术,足以摆脱对多样性环境的依赖,支持它们向平原转移。这个技术应当就是对水稻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于是,在距今9000年以来,上述两个地区的平原深处出现了定居村落。综合各种情况看,这个时期的村落占地数千到上万平方米,澧县八十垱遗址的面积竟达3万平方米。村落被人工开挖的环形壕沟环护,里面建造有房屋、仓储和安葬死者的公共墓地。定居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定居,人们的生活稳定,于是生育繁衍、族群扩大;因为定居,文化习俗得以形成、巩固和发展,于是社会渐趋复杂化起来。所以,国外有人把定居看得非常重要,誉为“定居革命”。而之所以能够定居,前提是食物来源有的充分保障,也即这个时期的农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在彭头山文化的基础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史前社会稳步扎实,且以加速度的方式发展起来了,经过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阶段,至屈家岭文化阶段的长江中游地区陆续出现了一批高强深堑的古城。长江下游地区的情况类似,在上山文化之后,历经河姆渡和跨湖桥两个并行的文化,以及后续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在良渚文化时期,下游社会的复杂化发展到高峰,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是其最高水平的代表。我认为,这已经标志着当地社会已经发展到早期国家的高度。

稻作农业支持了中国史前社会第一次文明化浪潮。这是几十年考古揭示的一段湮灭已久的历史。这其中,有两个细节表明澧阳平原上的先民社会曾经两度引领了潮头。第一次是在彭头山文化的晚期或者叫做皂市下层文化的阶段。当时的长江下游与之年代相当的是位于萧山的跨湖桥文化。考古学家们仔细比较了两个的文化,发现它们的面貌非常相似。但是,跨湖桥文化在当地找不到传统渊源,是个外来文化,至少是在长江中游文化强烈影响下在当地出现的。要知道,浙江萧山距离澧阳平原的直线距离远达800多公里,在7000多年前竟然发生过两地间如此长距离的文化传播交流,甚至是人群的直接迁徙。真是令人惊叹!但这是个毋庸置疑的史实。因为在稍晚的汤家岗文化阶段,长江中游地区特产的白陶也不时见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遗址中,足见这种交流传播持续而长久。

需要讨论的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场文化远距离的传播和怎样的能量才能支持或实现这种传播。目前,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尚未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但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即从已有的资料看,长江下游地区上山文化之后直到比跨湖桥文化稍晚的河姆渡文化阶段,稻作农业并没有在当地得到很大发展,其经济还是采集渔猎为主,稻作只是这种多种经济中的一个有限的组分。以此为基础的文化、族群、社会,规模也有限。上山文化局限在浦江流域、河姆渡文化仅见于狭促的宁绍地区,同时期的钱塘江以北环太湖流域的广大地区,至今尚未发现同时期的文化迹象。反观长江中游地区,彭头山文化是个很强势的大文化,北抵峡江、淮河流域也见其影响,向南则过桂林、柳州,到了西江流域。就八十垱等的材料看,彭头山文化的遗址面积在2、3万平方米的不是偶然孤例,村落人口当有一定规模,又从村落环境较为单调的情况推测,采集经济比重有限,换言之,是应当用其他生计方式——最可能是稻作农业的发展来补充不足的。所以,我的假设是,如果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不算是最早的话,至少在彭头山文化阶段,这里,特别是澧阳平原则是稻作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若非如此,就不会发生稍后中游向下游的文化扩张。

第二次是澧阳平原上的社会率先引领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文明化进程,城头山遗址上发现的建造于大溪文化的城垣,测定年代约在6000年前,是目前知道最早的古城。就建筑技术而言,城头山大溪文化城垣的建造是基于彭头山文化晚期的八十垱遗址和城头山汤家岗时期聚落的环濠工程技术而来,经过了将近2000多年的传承,终成大器。在城头山的历次考古发掘使得我们对这个时期的聚落结构有一初步了解,得知不但有城垣壕沟、内有居住区、窑场、墓地和一座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的祭坛,墓葬大小有别,分好几个等级。尽管资料有限,但仍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城头山古城内部有着相当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古城面积约5万平方米,是澹水流域的中心聚落,甚至也是澧阳平原的中心。在它的引领带动之下,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开始了文明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并以屈家岭文化晚期的石家河大城的出现为标志,达到最高峰。

综上,澧阳平原在稻作农业的发生发展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上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值得大书特书、广为宣传的!天佑湖南,天佑澧阳平原,承载着上古历史的这些遗址——不仅仅一座城头山,而是万年以来的这一整套遗址,它们历经了数千年时光,完好地保留下来了。让我们共同努力,呵护好这批珍贵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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