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王堆及海昏侯墓看西汉时期南楚的开发
2016年4月10日 信息来源:郭伟民 目前浏览:9117次

 

【编者按】:本文的一部分以“马王堆何比海昏侯”为题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4月8日。经作者同意,现予全文完整发表。

 

江西南昌新建墎墩海昏侯墓的发掘,是汉代考古的重大事件,也是近年来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持续被社会所关注,媒体的报道,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围绕它的发掘过程,特别是进入主椁室之后的发掘清理,几乎是通过直播的方式全面加以报道和宣传。在这些报道中,其随葬的数以吨计的铜钱、数量惊人的黄金,以及孔子屏风、车马坑、漆器、简牍等,成为街头巷尾和学界谈论的话题。一些媒体大肆报道和渲染这些宝物的出土,渲染其价值的重要。国人对于物事的看法,总喜欢做比较,大多数人的观念还停留在考古就是挖宝的层次上。很快就有人将海昏侯墓与其他汉代考古发现去比较,马王堆汉墓于是成为首选。有的媒体说,海昏侯墓出土器物超过万件,是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的三倍,其价值也远超马王堆汉墓。这未免让马王堆有些难堪,于是长沙的媒体反驳说,马王堆与海昏侯墓并不是可以随便比较的,马王堆汉墓拿得出手的特色宝贝远比海昏侯墓要多。

迄今为止,还未见海昏侯墓的发掘者关于这个方面的正面评说。媒体引述发掘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军的话说“两个墓的所有者都是侯。但从制式上看,马王堆是按楚制埋葬,海昏侯墓是典型的汉制。从出土文物来说,海昏侯墓数量超过了马王堆,精美程度两者接近。”海昏侯考古发掘专家组成员张仲立也不赞成这种比较,认为它们各有千秋。我们认为,一线考古人员的说法显然是中肯的。

为什么目前还不能比较这两座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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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1970年代初期发掘前的马王堆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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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马王堆M3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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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马王堆M3棺椁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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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海昏侯M1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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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海昏侯M1椁板保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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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海昏侯M1钱库

 

首先,目前无法对其价值做全面评估。马王堆汉墓自1972年发掘以来,一直在进行保护和整理,考古报告也是陆续出版,涉及到相关文献的重要文物——简牍及帛书也是最近才全部出版,对其研究也才刚刚开始。海昏侯墓的现场发掘刚刚结束,移至实验室的内棺还未全面清理,其他出土物的整理尚未展开,大量的简牍文献更未开始清理。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出土文物的一小部分,对该墓价值的认知,要等到整理完成并发表考古报告以后,才能做出较为全面准确的评估。

其次,即使考古资料全部发表,对其价值大小的比较也未必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有如下理由:第一,二者年代不同。马王堆汉墓的主人生活在西汉前期的惠帝—高后时代,马王堆二号墓的墓主人轪侯利仓的下葬年代为高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一号墓的下葬年代要晚于二号墓,可能在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后数年。海昏侯墓——目前已经确认该墓的墓主人为刘贺——的下葬年代为汉宣帝神爵三年,即公元前59年。整体而言,马王堆汉墓要比海昏侯墓早100多年。就像评价一个人物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一样,不同年代的墓葬也是不宜比较的。第二,二者身份不同。马王堆是一处列侯家族墓地,马王堆二号汉墓的主人轪侯是长沙王之丞相,一号墓为其夫人,三号为其儿子。海昏侯墓所在的墎墩也是一处列侯家族墓地,一号墓为刘贺,二号为夫人墓,其他几座墓的墓主为家族成员。海昏侯和轪侯的身份有很大的差别,轪侯为异姓列侯,海昏侯刘贺却是汉武帝之孙,曾做过昌邑王和西汉皇帝,后被废为庶人,后再被封为海昏侯,是个集帝、王、侯、平民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人,其个人经历跌宕起伏,大喜大悲,与西汉皇室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这样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与一般的列侯有重大的差别。第三,墓葬制度不同。所谓墓葬制度主要是指与葬仪有关的一系列制度,比如墓园和墓室的结构以及所用器具的类型。从墓园来看,马王堆的墓园不清楚,海昏侯墓园有完整的地面格局,其园门、门阙及相关建筑基址排水沟和道路等都比较清晰,相关祔葬墓也进行了考古发掘。同时,也对与墓园相关的城址及其他墓地进行了勘探,这些都是马王堆汉墓所没有的或者不清楚的。从墓室结构来看,棺椁制度完全不同,马王堆汉墓采取了楚制,为一椁四棺;椁与棺之间有四个边厢,这样的做法与战国时期楚国完全一样。海昏侯墓采用的是汉制,即椁室由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和甬道构成。椁室中央为主椁室;周围环绕以回廊形藏椁;主椁室与藏椁之间辟有过道;主椁室和墓道之间由甬道相连接。棺柩位于主椁室的东室东北部,使用内、外两重棺,与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共同构成五重棺椁形式。第四,墓内遗物保存情况不同。马王堆一号汉墓未经盗掘,墓室保存完好,尤其是墓主人尸体及各类有机物得以完整保存。海昏侯墓棺椁坍塌,尸骨无存,服饰及织品也保存较少。不一样的保存情况决定了出土物性质、种类的不同,也决定了遗物的完好程度不同,这些不同的遗存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功能,也无法加以比较。

因此,无论从马王堆看海昏侯墓或是从海昏侯墓看马王堆,既不能仰视,也不能斜睨,二者还无法比较。它们是不同维度的问题,在地理空间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的诸多因素影响下,将其加以胡乱比较,几乎就是将张飞与岳飞拿来比较一样,只能是戏说而已。

海昏侯墓的发掘,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笔者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不仅因为湖南、江西山水比邻,在战国—秦汉时代同属南楚,更因为长沙、豫章在地理、文化和人际往来方面都密切关联、不可分割。我还希望以海昏侯墓发掘所获取的信息,提供一些有用的证据,冀以从湖南本土之外的视角来考察西汉帝国时代的湖南。因此,我多次到海昏侯考古发掘现场观摩和考察,并向发掘领队及专家组请教和交换意见。

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无疑堪称当今田野考古的典范之作。考古发掘从一开始就摈弃了旧式考古墓葬发掘方法,不是直接挖主墓,也不直接挖墓葬填土,而是先做整体调查勘探,找墓园、找布局,这是一种很好的学术理念和工作实践。通过全面调查勘探,考古队摸清了海昏侯墓园的整体布局,不仅找到了主墓、夫人墓、祔葬墓、车马坑,也找到了墓上建筑,如园门、门阙及各式墓园建筑基址,还发现了墓园的排水和道路系统。不仅如此,还发现了海昏侯墓周边5平方公里区域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于全面了解海昏侯墓以及海昏国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发掘主墓之前,先后发掘了1座车马坑、3座祔葬墓,并解剖了2 座园门、门阙及相关墓园建筑基址,最后才着手发掘主墓。这样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具有先进的田野考古工作理念,对于促进学术研究和学科的进展意义重大。海昏侯墓的发掘工作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因此获得了比发掘墓葬本身更多的成果。当年马王堆考古发掘,却是缺乏这样的理念,墓道仅发掘一小段,墓葬封土和填土的发掘没有分层,甚至用推土机实施,更没有对整个墓园进行全面调查勘探,所以现在我们根本无法知晓马王堆墓园的基本情况,它的布局、园墙、地面建筑遗存,等等,只能留下遗憾。

马王堆汉墓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发掘的,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无法求全责备。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湖南考古界是竭尽全力来从事这项发掘,也从全国抽调了相关专家学者参与考古发掘,后期的整理保护也是多学科的合作。对于马王堆汉墓的保护和研究来说,已是比较全面而科学的过程了。也正因如此,才能将其发掘出土的文物较为完好地保护和展示,并持续为研究者提供信息。

马王堆汉墓由三座墓葬组成,三座墓葬出土文物总数,据考古发掘报告,一号墓共计“一千余件”,二号墓“总数高达2721件”,三号墓“1684”件,照此统计,则三墓共计出土随葬器物不少于5400件。不过,由于尸体、棺椁等大量遗存并非以随葬器物来统计,所以数字肯定要大一些。另外,即使是随葬品,也存在统计标准不一的问题,如字数达11.5万余字的帛书就只能单独统计,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则出土文物总量显然高于这一数据。马王堆汉墓的最大亮点是椁室未经盗扰,一、三号墓棺椁也没有坍塌,所以墓葬内遗物的保存程度较好。此外,一号墓还出土了彩绘帛画、素纱禅衣;三号墓出土了帛书、帛画及地形图、驻军图等。这些重要文物体现其在历史、科学、艺术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和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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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马王堆M1出土素纱襌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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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马王堆M1出土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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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马王堆M3出土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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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马王堆M3出土驻军图

海昏侯墓出土了相当丰富的文物,迄今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签牌和奏章副本)等各类精美、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这是在发掘现场和临时保护过程中初步统计的数字,随着整理和保护过程的进行,更加准确的数字当会最终确定。海昏侯墓虽发生过盗掘,但对主椁室的破坏不大,倒是由于埋藏环境的缘故导致棺椁坍塌,墓内大量有机物已经腐朽,不可能发现像马王堆一样的锦衣华服,即便如此,海昏侯墓的出土物依然是惊人的:第一是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内容丰富;第二是出土了整套乐器;第三是丰富的车马器;第四是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铜钱;第五是出土了大量黄金。这些出土文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极为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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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海昏侯M1出土昌邑九年文字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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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海昏侯M1出土玉神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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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海昏侯M1金饼、鳞趾金、金板出土情况

从考古发现来讲,海昏侯墓和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文物,都具有重要价值,至于谁更重要,自然要等海昏侯和马王堆考古发掘报告全部完成以后方能做出适当的评估,这个时候下定论显然是不合适的。即使将来能对它们的价值做评估,但由于时间、空间、墓主人身份、文物类型等多方面因素的差异,其价值之大小高低也是难以评判的。

考古发现的重要与否,并不在于发现了多少宝贝,而是其文物所体现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重要与否,以及这些发现对于认识和研究古代历史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关注海昏侯墓并不是其发现了多少黄金和宝藏,而是这样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西汉历史所体现的作用和意义。

我们认为,马王堆及海昏侯墓的真正价值就是墓葬背后所表征的历史,即从墓葬的埋葬制度及墓内随葬品的相关情况,折射出秦汉帝国及其以降,长江以南的辽阔地域,由帝国边陲到内陆、由夷越之众到华夏族群、由化外洪荒到中国序列的历史过程;它见证了国家疆域的扩大、文化融合和南方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过程的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性巨变。这,无疑是以马王堆和海昏侯墓为代表的南方考古发现所表征的对于中国大历史的构建和夷越民族华夏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最为突出的普遍价值。

西汉帝国前期的江南,主要是指现今湖南全境与江西西部一带,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里所提到的南楚。先秦时期,这里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化外之地,为南蛮和百越所居,对于中原华夏族群来说乃是落后的蛮夷地区。实际上,在中原夏商周的历史进程中,南方也一直有所发展,江西、湖南也出现了如吴城、新干以及炭河里那样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也产生了地方性的区域方国。但是,确因华夏正统之故,在中原族群的视野里,南人乃是与华夏有别的蛮夷之人,是中原文明辐射之外的洪荒之地。

南方的开发,是从楚国“经营江南”开始的,自春秋中晚期开始,江南的开发就已经出现,至战国时期愈盛,湖南出现许多楚城和大型聚落,这样的势头也波及到了江西,这个地处吴头楚尾的地方,也因此得到发展。秦统一六国后,在湖南设置了洞庭郡和苍梧郡,在皖西南及赣北设置了九江郡,鄱阳湖地区包含在九江郡内,从龙山里耶秦简来看,那个郡下或许还有一个“南昌县”。西汉帝国建立以后,在原湖南秦朝郡治的基础上设置了长沙国,并有武陵郡、零陵郡和桂阳郡,江西则有豫章郡。长沙国的开国者吴芮是江西人,秦时曾任番阳令,秦末西楚霸王项羽因吴芮军功封其为衡山王。汉帝国建立以后,刘邦徙封其为长沙王,由此开创了长沙国的历史。吴氏长沙国的地盘包括了湖南全部以及江西、广东的少部分,是汉帝国的南方屏障。作为出身江西的南方豪族,在吴氏长沙国时期,湖南与江西之间应有非常密切的交往,长沙、豫章的纽带也因这样的关系而得以加强。长沙国的建立,是为南楚地区的发展和江山社稷的稳固奠定了基础。但是,从西汉国都长安中心而言,这个地方仍是化外边陲之地,即使到了西汉建国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南楚仍然不被看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又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文帝时贾谊南放长沙,也“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颇为抑郁。但是,长沙、豫章却并没有成为西汉帝国的累赘,而是以其广袤的地域和人民,为汉朝的发展立了下功勋。这里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珠玑、玳瑁、齿革,且“豫章楚黄金,长沙出连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物资。

不仅如此,长沙、豫章还是汉帝国南方重要的屏障和前线。西汉立国之初,岭南地域尚有南越国,该国的开国者赵佗乘秦末战乱之际称帝,汉定天下以后,刘邦并未派兵收复,而是采取了怀柔政策,“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高后时因禁“关市铁器”而与中央朝廷交恶,并“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馀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后来中央与南越之间虽有君臣关系,但南越国仍意图维持其独立王国的地位。后来更有吕嘉杀南越王及王太后,与中央抗衡。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于是平定南越,完成国家统一。汉帝国的五路大军,其中四路是以长沙、豫章为基地南下的,可见这个时期长沙国和豫章郡地位是何等重要。

马王堆、海昏侯墓考古发现也见证了长沙、豫章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西汉前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较低,财富积累较少,国家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文帝还下令薄葬,都是基于国家财力较弱的缘故。因此西汉前期墓葬中金器、铜器和玉器的随葬都很少,大多以漆木器随葬。如西汉前期长沙渔阳墓出土的主要是漆器和陶器,金器仅有扣饰。长沙砂子塘M1也是一座西汉前期的大型墓葬,1941、1947遭两次盗掘,1961年又进行了发掘,该墓出土大量漆木器,却只发现一件铜镜、一件玉璧,没有见到铁器、银器和金器。但是,西汉中晚期就不一样了,长沙风篷岭一号汉墓出土金饼19枚,每枚重250.5克,青铜器也有二十余件。西汉晚期张端君墓出土了铜器101件,漆木器数十件。虽然这些墓葬均遭盗掘,出土物不足以反映墓葬的真实情况,但至少让我们了解到西汉中晚期已经较前期富裕很多。长沙地区西汉中小型墓葬情况也可以佐证这一变化过程,如西汉前期中小型墓葬规格小,随葬品不丰富,多为陶器;晚期墓圹加大许多,小型墓减少,陶器中出现仓、井、灶等表现财富的器物,普遍随葬铜镜,且这些变化基本与中原一致,这些现象不仅反映出西汉晚期要比西汉前期富裕,也反映出长沙地区社会制度的演变已经大体与中原同步。

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以漆木器、服饰和简帛为主,实则表明西汉前期社会生产力较低,还不太富裕。但海昏侯墓就完全不一样,虽然因为刘贺特殊的身份和背景,其随葬物可能远超一般列侯,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百十年的发展,西汉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所以海昏侯墓出土的黄金、铜钱、车马器、玉器、青铜器等极为丰富,极为奢华。如果不是因为棺椁坍塌,若有机物能够完整保留,则定会出土精美的服饰、帛书或者帛画之类。

从马王堆到海昏侯墓,从长沙国到豫章郡,大量的考古发现均见证了西汉晚期社会的富庶繁荣,见证了江南的利用与开发,原来的卑湿之地已经变得富饶了。西汉时期的武陵郡、长沙国、零陵郡、桂阳郡,从《汉书·地理志》来看,共计人口为717447人。海昏侯所在的豫章郡人口351965人,这是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所记载的数据。东汉末年《续汉书·郡国志》记载人口情况做同样的比较,前者为285万,后者为166万。显然经过两汉的经营,长沙、豫章地区的人口有了较大规模增长。虽然这样的数据比较晚出,或许并不完整,但也可窥见两汉时期南楚的人口有长足地增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其他考古资料也能够看到,西汉时期,尤其是西汉中晚期,湖南、江西地区的聚落、城址和墓葬的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就湖南而言,西汉城址几乎遍及四水流域和洞庭湖周边,几乎每一处城池都有规模巨大的墓地,墓葬的随葬品也日渐丰富,这同样反映南方的开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国家经济的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

由此我们认识到,马王堆与海昏侯墓的发掘,实则见证了南方的开发和其在中国化进程所发挥的作用,西汉帝国对于南楚的开发和利用使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归入大统,经济上获得持续发展,曾经的荒蛮之地成为国家人口与物资的重要产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王堆和海昏侯墓的重大价值体现了它们所表征的历史和历史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南方族群和南方地区华夏化和中国化进程中极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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