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上游商周文化探索与收获
2009年12月31日 信息来源:柴焕波 目前浏览:6811次
  永州市位于湖南省南部,南岭北麓,潇湘两水在此际会,“潇湘”之雅称由此而来。其地“据水陆之冲,当楚粤之要”,境内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湘水发源于广西兴安县的海洋山,与灵渠汇合后,始称湘江,往东北流入湖南。潇水为湘江两大源头之一,因其水流清绿幽深而得名。《水经注•湘水》:“潇者,水清深也”。潇水发源于蓝山县野狗山南麓,先后纳入西河、消江、洑水、宁远河,穿过双牌县境内大山,在零陵城的萍岛汇入湘江。本文所提的“潇湘上游”指潇水全流域和湘水上游的一部分,行政区域属湖南省永州市,湘水源头及上游一部分则属于广西自治区的辖区。
 
  潇湘上游是商周遗址比较密集的地区,1986年文物普查发现了大量的遗址地点,并采集了一批陶片标本。但由于这一地区的遗址多在山坡上,原生文化层不易保存,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对此进行过主动性的发掘,所以未能提出考古学文化、类型和遗存的命名。虽有一些学者以采集到的印纹陶标本为基础,提出一些文化分期的方案,毕竟缺乏具体的地层依据,无法对该地区的商周文化作出更深的论述。 

  2003年9-10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九疑公路建设,会同永州市、县文物部门,发掘了宁远县山门脚遗址,发掘面积300平方米; 2008年6月、9月,为配合永(州)连(州)公路建设,发掘了宁远县官家岩遗址,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 2008年10月-12月,对东安县大庙口镇坐果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2009年4月-5月,又对零陵区凼底乡望子岗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60平方米。在此期间,从2008年9月至2009年5月,对永州市十个县区的数十处商周遗址进行调查与复查,发现了一批新的商周遗址,并对其中的15处遗址进行了小面积的试掘。由此获得了十九处遗址的发掘与试掘资料。至此,潇湘上游商周文化的面貌已初现轮廓。 

一、 遗址形态与聚落考古的前景 
  潇湘上游绝大部分商周遗址都处在岩石山的山顶或山坡上,一般高出地面20米左右,多以裸露的岩丛、岩厦作为居址,文化层很薄,石器、陶片一般裸露在地表,但在一些石窝或岩缝中,依然保存较厚的文化层。这类遗址可称为岩山遗址。 
通过检索南岭南北地区的相关资料,南岭山地在洞穴居住结束以后,大约在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期,形成了岩山遗址这种新的遗址类型,即利用裸露的山岩、岩丛、岩厦,加以人工的搭建,形成窝棚式的建筑形式。统计表明,这类岩山遗址是当时最主要的遗址形态。与旧石器时代洞穴或丛林居住相比,岩山遗址使人们的活动空间拓宽到山前平原或残丘地带、湖沼泽畔,人们既得近河湖之利,同时,独立的岩山又具防御的洪水和野兽的功能,这是洞穴居住这一传统的延续与拓展,是人类居住方式的一次重大的进步。导致人们放弃洞穴、转向岩山作为栖息地的文化变迁动力,既与自然的变迁与人口的增长有关,也与外来文化的进入与影响有关,这些影响也表现在稻作农业、陶器工艺等多个方面。从洞穴或丛林居住到岩山居住,再到楚汉以后的平地居住,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这一地区人类居住形态的演变轨迹。
 
  潇湘上游商周遗址在分布上具有相对密集的特点,同时期的遗址常以群的形式出现,遗址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很象以后村寨的分布。典型的有:以坐果山遗址为中心的遗址群;以望子岗遗址为中心的遗址群;以拱门山遗址为中心的遗址群等。调查发现,这类遗址群非常普遍,在当时不是个案,而是遗址分布的常态。它们很可能代表了一个又一个相对独立的部族单位,如果以这个眼光去考虑遗址与遗址、遗址群与遗址群的关系,就可以把我们的工作引入聚落考古的实践中。 
潇湘上游小流域的聚落形态,有别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具有自身的存在模式。以南溪河流域和相毗邻的黑龙河流域为例,目前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坐果山、高寨、李家寨、寨子山和寨脚五个遗址,其中以坐果山、高寨、寨子山三个为主要遗址,它们之间保持了适度的距离,各自有一片自己的资源区(农耕、狩猎、捕捞和石料区)。这三个遗址在某个时期具有同时性,在居地的营造、石器工具的制作、制陶技术、生计、文化面貌等方面都呈现出一致性,但也有自己的个性。一些迹象还表明专业化制陶和贸易的存在。 

  一个遗址群的内部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组织,遗址群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象寨子脑遗址这样的城堡与周边的遗址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氏族、部落、通婚圈情况如何,这些又如何在遗址中体现,目前还没有找到具体的研究方案,但无无疑都是以后聚落研究所寻求的目标。 

  大流域或大平原地区的聚落考古实践中,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是无法掌握当时的遗址的数量,在一个遗址中也难以保持原来的完整性,因此就很难获得 “量化”的资料。潇湘上游商周时期的遗址处在岩山上,周边的地貌与自然环境没有太大的变化,遗址受到后期的破坏也相对较少,因此有比较好的“量化”基础,此外,遗址群所表现出来的完整性、典型性和地层的相对简单性,为进一步精细的聚落研究,为多科学、多层次、全方位研究和诠释古代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与人们的行为方式,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二、文化类型与年代分期 
  由于潇湘上游的工作刚刚开始,文化命名的条件尚不成熟,目前暂以“坐果山遗存”和“望子岗遗存”分别代表这个区域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 

  1、坐果山遗存:  
  坐果山遗存陶器的主要特征是: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纹饰以绳纹与方格纹为主,有少量的拍印与刻划纹,主要器形为罐(釜)、豆、支脚和少量的鬶、鼎。卷沿或侈口的各种圜底罐(釜)配丰富的支脚是这一文化最基本的特色。 

  石制品非常丰富,石器以长条形打制石斧、方形琢制的锛为主流,数量极大,有的作局部或通体磨光。凿、削、镞及少量的铲多通体磨光,少见环玦类石器。坐果山遗址的石制品、石料、半成品、石废料的数量很大,从这些遗物的一些痕迹上,可以看到石器取料、成坯、分割、琢击、打磨、管钻等各个环节全过程的资料。 

  潇水流域也是商周时期印纹陶的分布区,过去学者对于印纹陶的研究主要根据采集标本,这次通过丰富的地层叠压关系,大体梳理出各种纹饰在这一地区发展演变的大致过程。研究表明,潇水流域印纹陶大体上与江南地区相邻诸省印纹陶演变规律同步,但对各种印纹陶在这一地域出现的具体时间、某些纹饰本身的更细微的变化等方面,取得了更详尽的资料。此外,还将多线刻划纹与印纹陶区分开来,并指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渊源。 

  遗址中还发现了矛、镞、剑、钺、铜片等小型青铜器。此外,还出土了一些的石范,从石范印模形态中可知器形皆为小型铜斧、铜锛,形态简单,年代约为西周至春秋时期,与长江中下游、两广和江淮地区所发现的这类石范基本一致。 

  现将坐果山遗存分为三期,年代分别为商代前期、商代后期、西周至春秋时期。坐果山遗存的分布地域除了整个潇水流域,还包括整个湘江上游地区。处于广西辖区的湘江上游地区,也属于坐果山遗存的范畴。
 
  通过比较坐果山遗存与周边地区的商周遗址,大体可获得如下认识:坐果山遗存与湘江下游费家河文化及后来的炭河里遗址、高砂脊遗址都具有相同的本土文化基础,如果去掉诸多的外来因素,两者的本土特征是相同的,区别更多的是由于所处地域不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同所致。北部更多呈现出中原文化的因素,如鼎、鬲、盆、缸、尊、甗形器等,南部则受到岭南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支脚。但以釜、罐、豆为代表的本土特征则是相同的,尤其在西周以后,这种同一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坐果山遗存与湘江下游商周文化关系应视为同一个文化的不同地域类型。 

2、望子岗遗存 
  望子岗遗存陶器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以夹细砂灰褐陶为主,陶胎较薄,器形主要为圜底罐(釜)和豆、盘、支脚、纺轮,罐(釜)的口沿,几乎都是沿面内凹,极少见卷沿或敞口,豆盘类多为泥质黑皮陶,素面,制作精美。不见三足器与圈足器,绳纹以细绳纹为主流,早期几乎不见方格纹。多线刻划纹多施于沿面内凹处或器身的绳纹上,以多线曲折或平行曲线最具特色。
 
  石器制品有斧、锛、凿、削、镞、环玦、箭镞等,磨制精致,其中环玦类石器及小型石器非常丰富。从出土的环玦制品,制作玉石环的砺石、石硾、环砥石等工具以及制作过程中的石芯、半成品、边角料等,可以看出石环玦制作的工艺流程。环砥石是制作玉石环玦的专门工具,用于打磨环状器物的内环面。过去在浙江罗家角遗址、中原的殷墟、台湾、西爪哇、环珠江口地区和越南等地都有出土。这次在潇水流域首次发现的环砥石,填补了这一地区的空白。 

  望子岗遗址发现墓葬21座,墓葬皆为窄长的竖穴土坑墓,近东西向,头向朝东,为仰身直肢的一次葬,随葬品组合为罐(釜)、豆、碗、石器,每座墓都有一件或数件石器或石器残件。 

  望子岗遗存分布地域为整个潇水流域,大抵以零陵盆地为北至,目前尚不见于湘水干流地区。望子岗遗存分为三期。年代分别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商时期、西周至春秋时期。在望子岗遗址中,发现有望子岗遗存与坐果山遗存互相叠压的地层证据。 

  通过比较望子岗遗存与周边地区的商周遗存,大体获得如下认识:望子岗遗存是一种与同时期晓锦文化、斗篷坡文化有密切关系、但又有自身鲜明特征的考古遗存。沿面内凹的罐(釜)、支脚,不见三足器、平底器,以绳纹为主体,早期不见方格纹,在沿面内或器表的绳纹上饰多线刻划是其最主要的文化特征。这种单纯的文化特征几乎不见于同时期的湘江下游和洞庭湖区,却在两广以及东南亚环太平洋沿海地区考古遗存中找到了许多相同的文化因素。因此,望子岗遗存应属于岭南与东南亚环太平洋沿海的大文化系统中。 

  三、洞庭湖区文化与东南亚环太平洋文化的交汇与古代族属 
  本文认为,坐果山遗存与望子岗遗存是两种并存的考古学遗存,不存在互相承袭的关系。它们分别归属于洞庭湖区文化与东南亚环太平洋文化两大文化系统;坐果山遗存的族属为古代的“扬越”,为苗瑶语族的族群。望子岗遗存的族属为古代“西瓯骆越”,为壮侗语族的族群。 

  一、    坐果山遗存、扬越、苗瑶语族 
  越人不是一个固定、明确的概念,传说时代,它们被称为“九黎”、“三苗”,商周时代被称为“蛮”,东周出现了“越”。俞伟超先生精辟地指出:“洞庭、鄱阳两湖间的这种以几何形印纹陶和大量动物形青铜礼器为特征的遗存,就是商后期的三苗文化,而这种文化,是属于越文化系统的。自楚人强盛起来后,越人亦开始扬名,三苗之名却告消失。古之三苗,大概就是商周以后的越人先祖中属于北部的一支。” 
石家河文明衰落了,但并非销声匿迹,这一族群与它们的文化从此向南迁徙,一浪接着一浪,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持续到商周时期,并在边远地区得到了蔓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就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湘乡岱子坪遗址,直到岭南广信河流域的封开乌骚岭遗址。商周时期的费家河文化、炭河里文化直到潇湘上游的坐果山遗存。
 
  岱子坪遗址中发现97座墓葬,一般长100cm左右,宽50cm左右,深15~30cm左右,均为长方形竖穴,坑很小,坑底积满草木灰、炭渣,并夹杂大量烧烤且经砍碎的兽骨,不见人骨,墓坑多为东西向,发掘者认为是二次葬。 
广东封开县乌骚岭遗址共清理墓葬111座,方向近东西向,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般长50~70cm,宽30~50cm,坑内经火烧烤,墓坑内含有夹杂竹木炭的黑色砂土,不见人骨,发掘者认为是二次墓葬。所出土的鼎足以及年代,与岱子坪墓葬一致。 

  到了商周时期,位于湘江下游洞庭湖东岸的岳阳县温家山墓地和位于南岭北麓的宁远山门脚遗址,都发现了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土坑,多直壁平底或弧壁圜底,都有二次葬的可能。 
目前,这种类似的墓葬,还在湖北通城尧家林遗址、株洲磨山遗址、茶陵独岭坳遗址、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广西曲江石峡遗址等广泛地发现过,文化特征与周边地区截然有别,时间跨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时期,地理空间正好勾勒出石家河人南遁的踪迹。它们就是先秦史料上所指的“扬越”,即以后苗瑶语族人群的祖先。 

  《墨子•节葬下》:“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亡,然后埋其骨……”,这是先秦史料对二次葬的明确记载,所说的楚之南,正合其地。二次葬习俗依然流行于这些地区不少人群中,如广东客家人等。 
  《战国策•秦策》、《史记•蔡泽列传》记载楚悼王时吴起“南攻扬越,北并陈蔡。”并记载了吴起对三苗位置的明确指定。 
  《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越)至于鄂。”这说明“扬越”的北境应接近武汉一带。 
  《史记•货殖列传》:“九疑、苍梧以南至澹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 
  楚悼王遣吴起南平百越,越国人再迁南方,他们中的一部分酋长占据了一些有利地区,集合了新人和旧人,成立了部落或部落联盟,或自称君王,这样的集团在东周至秦汉的岭南地区广泛存在,地域甚至扩展到了印支半岛。战国秦汉以后,楚汉的锋茫再度南下,彻底占据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一部分越人进一步遁入山林,一部分更远迁至越南、泰国、以至更遥远的东南亚岛屿。在以后的数千年中,他们在山林中生生不息,他们大致上就是现代苗瑶语族的族群,按他们向东、南、西不同方向迁徙的路线,分别称为畲、瑶、苗。他们共同的标识是“盘瓠”崇拜。 

  2、望子岗遗存、西瓯骆越、壮侗语族 
  人类学家认为,广西柳江人与山顶洞人分别代表晚更新世晚期两个不同的地方类型,百色盆地旧石器正是柳江人所代表的这支土著人群的遗存。中石器时代华南洞穴与越南和平文化砾石石器文化及磨刃、穿孔复合技术性质是相同的,共同构成中石器时代东南亚环太平洋文化共同体的基础。进入新石器晚期以后,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大石铲、绳纹加贝壳刻划纹以及沿面内凹的夹砂圜底罐(釜)、豆、支脚,一直是包括岭南地区、越南北部的东南亚沿海地带一个非常稳定的文化因素。 

  多线刻划纹是将竹片削出数量不一的齿尖直接在陶器表上刻划而成,与过去一些文献中所提到的“贝缘刻纹”应属同一种纹饰类型。多线刻划纹的源头来自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广西邕宁县顶狮山遗址距今6000年的遗存中,有这种平行的曲线刻划,在甑皮岩遗址绳纹陶器表面也可以找到这种刻划纹。到新石器晚期和商周时期,多线刻划纹已广泛流行,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和武鸣县岜旺、弄山岩洞葬和大新县歌寿岩岩洞葬出土的陶器中,细绳纹上加多线刻划纹是其最主流的纹饰。这种纹饰还见于台湾大坌坑文化、越南冯原文化的陶器中,在接下来的越南铜豆文化(距今3500~3000年)中,这种多线刻划的形态发展到了极致。在珠海宝镜湾、香港涌浪等环珠江三角洲遗址中,这种多线刻划纹也非常普遍。广东博罗横岭山墓地,主要年代在西周时期,普遍流行双F纹,但尚有一些多线刻划纹的残余。 
 
  据《逸周书•王会解》,岭南西部地区,商周时期有“瓯”、“桂国”、“九菌”等国,周汉时期,他们以“西瓯骆”出现于史籍中,东汉、三国时期,西瓯、骆越后裔为乌浒蛮、乌蛮,南朝隋唐时期演变成俚僚、俚蛮、峒僚,宋元以后为僮,即现今壮侗语族的先民。关于苗瑶、壮侗的分野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已有提及,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得更加明确:“广东有瑶、壮二种,瑶乃荆蛮,壮则旧越人也”。
 
  潇湘上游望子岗遗存所代表的,正是这一支壮侗语族先民的考古学文化。它们在潇湘上游的广泛出现,与其地处东南亚环太平洋文化圈边缘这一地理态势有关。 

  本世纪30年代以来,以林惠祥、凌纯声、徐松石为代表的学术学辈,一直致力于创建环南中国海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理论,这种共同体的内涵也大致相当于20世纪国际人类学界所谓的“南岛语族”。对此,张光直、吴春明等一些学者有过详细的论述。在考古学上,学者们大体可以列举出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等因素,至今未能提出一种完整的考古学文化。  

  潇湘上游地处洞庭湖区文化与东南亚环太平洋文化的接触带上,南岭腹地山簇中间夹着的许多平缓的山隘和谷地,自古以来就是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地理走廊,这一地域也是语言学上苗瑶语族与壮侗语族,民族史上扬越与西瓯骆越的交汇之地。对坐果山遗存与望子岗遗存这两种不同考古学遗存的确认,使考古学自身的语汇与古代民族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于建立华南地区宏观历史图景,推动古越文化研究向着更高层次发展,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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