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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习 走在前”——我为你荐书之“传统的坚持与反思”读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
2020年8月6日 信息来源:王良智 目前浏览:670次



《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一书出版于1956年,是柴尔德晚年的一本著作,也是其对考古学方法论的一本总结性著作,书中对若干考古学概念和方法做了阐释,作者指出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考古技术的叙述已经非常具体生动,但考古学理论方法上缺乏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具体指考古资料分类的方法和如何通过考古资料提取历史信息的理论。柴尔德在前言中强调,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类分析提取历史信息,重建历史。这与我国的传统是相符的,我国史前考古的最主要目的就是重建上古史,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殷墟的存在后,我们通过各种考古努力,寻求重建早商史和夏代史,虽然到目前为止,仍然不能就夏代信史达成一致,但中国考古学过去几十年都在朝这一方向努力。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本书第一章详细论述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认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行为导致的某些结果所构成的”,可以分为两大类——遗迹和遗物,但同时强调并不是所有的考古资料都可以被归入上述两类中,如一个遗址中的天然海贝,虽然不是人工制品,但这枚海贝从海边移动到遗址内是一个重要的考古现象。柴尔德进一步指出考古学家处理的对象是一些称之为“类型”的抽象概念。作为历史学家的考古学家,并不对具体遗迹或遗物感兴趣,他们研究的是人类行为与思想。这从根本上将“考古学家与集邮者、鼻烟壶收藏者和文物爱好者区分开来。”作者在这一章节中反复强调,考古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不是人类的本能)、人类的意识与意图的体现,考古学研究对象是抽象的事物。这与我们国内考古学者的认识存在很大不同,我们认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遗存,是客观的、具体的物质资料,显然柴尔德并不这么认为。“考古类型”概念贯穿本书,我的理解是柴尔德的考古类型并不指代具体的遗迹和遗物,而是某一类遗存反映的人类行为的结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考古类型形成的基础是世代因袭的社会传承,是因为人们世世代代遵守着社会的规则,虽然每件遗物都是某个个体的创造性行为,都是由个人创造的,但必须被社会接受和效仿,才能成为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那些独一无二的发明创造,没有被社会认可、传承的事物,没法归类,只能作为艺术品来研究。考古学研究人,但不是具体的有形的个体,而是抽象化了的人们共同体。人们共同体具有共同的行为模式,创造的产品具有标准化特征,能够被考古学家分类识别。

但大多数人类行为的结果并不能被保存下来,这是通过考古发现研究人类行为的最严重的的缺陷。面对种种局限,考古学家分析材料时必须更加科学,这样才能提取更多信息,而科学分析的第一步则是对资料数据的分类。对考古资料分类的依据有三个方面:功能、编年序列和分布。实际上指出,任何考古遗存,首先是因为人们的需要而赋予其功能,才得以存在,处于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遗存具有不同的特征,反之,处于相同时间和空间中的遗存具有共同特征,这是考古资料分类的基础。认识到这一点后,柴尔德将考古学上“重复发生的类型集合”(相同特征的一类遗存)从技术上称为“文化”,这类遗存是被同时使用的(属于同一时代),而且在“分布学坐标中是一致的”(分布于共同地区)。最后指出,考古学编年分类研究的对象正是文化。这里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第一,“文化”概念的产生,是考古学研究过程中一种“技术上”的需要,是对考古资料进行分类后,对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区域具有相同特征的一类遗存的概括;第二,柴尔德认为“文化”是编年分类研究的对象,而编年分类只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行为和思想,目的是重建历史。

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

本书第二章,柴尔德对考古学发展史作了简单回顾,认为考古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一个交叉融合的产物,正在使自己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藩篱”,考古学有两个根源,一是博物学,一是古典人文主义。考古学需要跨学科研究,需要多学科合作,这一认识在今天已成为共识,但柴尔德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提出类似观点,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前瞻性眼光。

第三章题目为“什么是考古遗存”,首先指出没有出土背景的文物如推土机翻出的石器等只能是考古资料,考古遗存必须有明确的出土场景,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获取得到的资料。相同出土场景的遗存具有共存关系,一般被认为是共时的。但柴尔德也注意到了若干特殊情况,如同一砂砾坑中可能存在被冲刷进来的年代更早的石器。他也同时注意到,所谓“共存关系”必须用“同时使用”来加以限定,举例来说,同一窖藏中的钱币,只能说明在某个时段内被同时使用过,又同时被埋入窖藏坑,但他们的制作年代和流通年代并不一定同时。

在这一章节中,柴尔德再次解释了“文化”的概念,指出具有共存关系的器物组合如果在一个区域内的不同地点反复出现,就可以称之为“文化”。判定文化时需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不是所有器物都需要在该文化的所有器物组合中重复出现;第二,一些能够反映人类行为的典型器物,可以在不同文化中同时出现,如石磨盘可以是相邻两个文化共有的;第三,B文化的典型器物偶然出现在A文化中是可以被解释的,如二者之间的贸易。柴尔德在这里重点指出,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统计学的”,“最不应该被认为只是由几种典型类型来代表”,但也同时无奈的说明“典型类型仍然被用作辨识和区分考古学文化的唯一标志”。这和我们国内目前的研究现状极为相似,虽然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局限性已经有了较多的认识,但目前仍然没有其他概念可以取代它。

柴尔德已经认识到考古学家在行外人眼中的印象——“完全致力于区分石刀、水杯、图象和锁具之间非常精细的差异”,但他不承认这些是考古工作的全部,而只是考古学家的初步工作,是“用来支撑更为重要的肌理组织模式的一个框架”,考古学家不应只是对那些容易发生变化的典型器物进行排列和分类,而更应该关注古代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柴尔德一直在强调,对考古遗存的分类编年,只是提供一个时空框架,接下来对考古遗存的阐释才是最重要的,对材料的阐释才是古代遗存留给现今社会的宝贵财富。

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第四至六章中柴尔德详细阐述了考古遗存分类的依据——功能、时间和空间。关于考古遗存的功能,柴尔德认为考古遗存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是与人的需要紧密联系的,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影响,柴尔德将人类需要分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个部分,并认为物质文化决定精神文化,但也注意到两者不是机械的因果关系。如何判断考古遗存的功能并对其分类,柴尔德认识到民族学资料的重要性,认为民族学资料在重建古代社会物质文化方面可以发挥作用,柴尔德对利用考古资料阐释古代社会精神层面的东西持怀疑态度,指出“事实上,史前社会的迷信和虚幻的渴望其详情是不可知的”,认为那些反映古代社会精神层面的考古遗存首先是物质的,如墓葬中的随葬品,通过这些遗存可以了解当时的经济、社会组织、身份地位等信息,但无法了解当时下葬的仪式活动细节以及通过仪式表达的信仰和希望。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显然已经过时,随着认知考古、精神领域考古、神灵考古等大量研究的开展,利用考古遗存了解古人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可能。

第五章详细论述了通过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判断考古遗存年代的方法,我们今天关于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认识基本没有超出柴尔德在1956年的论述,更加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柴尔德对通过类型学方法判断遗存年代的局限性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看法。如“考古年代表述的是序列而非持续时间”、“类型学已变成一个相当危险的工具,运用时要倍加慎重”、“在通过统计学比较分析获知两个组合的年代学或分布学结论之前,应该给予格外的谨慎,以减少可能存在的曲解因素”、“编年学分期......结果的适用性仍然是非常局限的”。

关于考古遗迹的年代问题,柴尔德在当时已经认识到寻找地面的重要性,指出“......可以确定地面,亦即自然层面......从这种地表层面下挖的灰坑、墓葬......以及地面和建筑物本身......是共时的”。非常容易理解的是,人类所有活动必须在一个活动面上,人类行为在这个活动面上留下的遗迹在空间上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直接留在活动面上的,一种是向下打破活动面的,还有一种是向上突出活动面的。近年来,我们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已经注意发现活动面,并注意采集活动面上残留的遗物,但对突出活动面的遗迹(向上的堆积,如倒塌的房屋堆积、房屋旁地面上的垃圾堆积等)注意不够,目前的发掘介绍或报告中还很少见到辨认出这种向上的堆积,这是我们在今后田野实践中需要仔细分辨的。

另外一点柴尔德已经提醒我们注意的是“由本地器物类型建立起来的考古遗存的分期可以扩及以外的区域,前提是其器物类型的并列性要得到地层学上的验证,否则就会存在将年代学分类(时代差异)与分布学分类(空间差异)相混淆的危险。”也就是说,类型学分类必须在具体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比较,如果将A地的I式鼎和B地的II式鼎不加分辨的认为具有前后相继的时代早晚关系,无疑是不科学的,这两者的差异还可能是由于空间差异造成的,而时代上是同时的。

在本章的最后,柴尔德对通过类型学判断年代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他明确提出“合适的程序尚有待发明,这种程序看起来会相当复杂,而且应用起来也颇为不易。”

第六章对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年代关系、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等问题作了阐述。

考古学文化的变迁

第七章介绍如何界定考古学文化,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应该包括哪些方面,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学意义,及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提出根据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来命名)。考古学文化被界定出来后,在时间上的变化被称为“遗传”,在空间上的变化称为“变迁”。关于遗传,柴尔德提出“有遗传关系的所有文化整体上构成的最为简单的状况......称之为一个文化圈”,即属于同一文化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一个文化圈。关于空间上的文化变迁,柴尔德做了大量讨论,指出文化变迁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如文化征服或入侵、文化融合或吸收,而导致文化变迁的人类行为则更加多样,贸易、战争、婚姻、移民、传教等等,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柴尔德认为考古学文化发生变化可能是“源自于社会自身内在的创造力”(内因),也可能是“受到某些外在事件驱使的结果”(外因)。考古学家在解释文化变化时,“都应尽可能立足于本地区的资料和证据”,“盲目地借助于外来移民或影响,不过纯粹是掩饰懒惰的遮羞布”。

第八章题目为“考古学有什么优势?”,实际上讨论了考古学研究的作用和目的,指出考古学研究可以发现技术进步,复原古代社会的环境也是考古学家能够做到的,更重要的是,考古学研究可以对现有理论作出评判,如考古学不支持单线进化论,也跟教条的传播论不合拍(但不完全否定文化传播论)。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重建和阐释历史。

柴尔德的自我评价

2012版《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附录里面增加了柴尔德的另外九篇文章,最重要的是《回顾》和《告别辞》两篇,是柴尔德在去世之前对自己考古生涯的总结和回顾。

在《回顾》一文中,柴尔德认为自己“最富原创性也最有用的贡献........不是构建精密的年代学框架或富有创见的文化定义,而是阐释性概念和解释的方法”。他坦承自己关于欧洲史前史的解释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年代学框架可能不牢靠,但他仍对考古学是一门科学充满信心,而关键则是建立可靠的年代学,这非常迫切。

《告别辞》中柴尔德一开始就表明建立可靠的确切年表甚至“算不上是考古学的任务”,随着放射性碳测年技术的应用,极端的情况可能出现,“考古学家要么放弃年代学的责任,要么自己成为核物理学家”,考古学家必须掌握足够的物理数学知识,以评估放射性碳测年的局限性。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对考古材料反映的经济、社会、历史等进行阐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会对人类历史做出很大的贡献,也将提升考古学的地位。可以通过多学科合作,了解古代经济、人口和技术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讨论社会分化、阶级区分等,但不要试图捕捉古人的动机和情感,柴尔德不认为考古学家可以了解古人的主观意图,即使与民族志资料对比也不行,从祭祀物品中只能获得有关制造技术、科学知识和审美标准的信息。考古学可以为科学史提供证据。考古学家应当将运动变化的考古学文化给予描述和解释,在解释时,应该尽可能运用内部发展来解释变化,除非有非常有利的证据才能归咎于外因。考古学家还要努力对社会发展方向做一些总结性的推论,虽然这非常困难,但还是要尝试提出新的社会发展通则,并在考古实践中不断验证和修正。

个人认识

柴尔德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之一,最主要贡献是创建了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后世批评家对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提出若干批评,指出了它的局限性,但从本书中可以看到,柴尔德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局限性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并且大多也已经指了出来。而且柴尔德的若干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先进,如提出“活动面”的概念、考古学家应该开展多学科合作,全面复原古代环境、人口、技术、经济等。

柴尔德指出考古学研究的关键是建立可靠的年代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遗存如果没有年代属性将毫无用处,这一点毋庸置疑。柴尔德晚年对自己一生研究产生怀疑的最重要原因是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发明对用类型学方法构建的年代学框架产生了冲击,坚持认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的柴尔德,面对物理学家更“科学”的测年方法,对类型学方法的“科学性”产生了动摇。虽然柴尔德认为碳十四测年也有局限性,如误差和采样污染,但他从长远和本质上看到,这些问题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以解决的。

今天,以碳十四测年为代表的科学测年方法已经发展了数十年,技术上虽然有重大进步,但误差和污染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而类型学方法也经过了数十年的实践检验,其在构建时空框架方面的重要地位依然无可取代。以类型学方法为主、辅以系列碳十四测年数据,成为现下构建史前年代序列的主要手段。而年代学研究是一切考古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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